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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失，因为知识需要感悟、内化，而后才有应用。但我还是一头扎进电脑，钻进题海，这儿抓一把那儿掏一下，上午拼出一张卷子，下午凑出一套题，忙碌如工蜂，勤奋如蚂蚁。卷子如雪花般飘向学生。学生更如无头苍蝇，晕头转向，找不到北。其实我的忙碌除了耽误时间、浪费印刷费，真的别无他用。站在讲台上，拿着那早已忘记其出处的试卷，将无声的答案转成有声。在近似疯狂的忙碌中，领导乐了，他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不管是走向田园还是奔向刑场的只知低头顺从的黄牛，如我一般。
作为老师，今天我把学生弄蒙了。教改如风，领导们一天一个新观念一月一个新主张，我更是随风而动，毫不懈怠。研究性学习，我就马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课堂如茶馆般热闹；学案式教学，习题代替分析，课堂鸦雀无声，学生埋头苦练；要编写校本教材，先下载后剪辑再粘贴，课堂成为网络资源的大杂烩。尘埃落定之后，我除了茫然还是茫然，学生除了迷惑还是迷惑。
夜静更深，独对一盏孤灯，我才敢拿下面具，拔掉包装；才敢把心唤醒，把魂找回。对领导而言，我是好员工，对同事而言，我是好伙伴，对学生呢，我是怎样的老师：为谄媚领导，忍看学生买垃圾；为哄乐同事，唆使学生去花冤枉钱；为让领导显示权威，拿学生当试验品。昧着良心、违着师心、亏着己心去求荣、讨好、奉承。扪心自扣问，师德何在，师尊何存。
午夜扪心，心在扣问中洗澡，魂在扣问中涤荡，不知日出的时候，我敢不敢让心醒着，让魂跟着，但现在，午夜时刻，我心醒着，魂跟着。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10
我只要一个微笑
●侯林利
2007年4月2日，成都双流机场。79岁的肯尼斯·贝林（Kenneth E。 Behring） 从麦道私人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与前次受邀来蓉洽谈有关房地产合作不同，此行的目的是参加2万辆轮椅捐赠仪式，“给予，是我人生的最大快乐，我要的回报只是残疾人脸上会心的微笑”。
世界轮椅基金会主席肯尼斯·贝林是世界上捐赠轮椅最多的人。72岁时，他创建了世界轮椅基金会，7年来他去过142个国家，捐赠了30多万辆轮椅，而在中国，他就向62个城市捐赠了13。7万辆。
发现我的生命里缺少一样东西
1928年，贝林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农户家里。贝林的家境很贫困，父亲一小时挣25美分，母亲帮别人洗衣服、打扫卫生，两人用微薄的收入支撑整个家庭。
7岁那年，贝林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卖报纸。每卖掉一份报纸，他就能挣1美分。此后，他又帮别人装卸牛奶、修剪草坪，并在木场、乳酪厂和杂货店等地方工作。
后来，他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搬到加利福尼亚，并建筑了塔玛拉克城。再后来移居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建造了黑鹰社区，这是美国最高档的社区之一。27岁那年，他挣到了人生中第一个100万美元。
如今，贝林可以随时在他的私人飞机上带着家乡的奶酪，飞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拥有顶级豪宅，世界级经典汽车，1988—1997年间他还拥有西雅图海鹰橄榄球队。
贝林似乎什么都不缺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生命中缺少了某一样东西。
直到2000年的某一天，贝林把一个滚落地上的越南小姑娘从地上抱起来，放在轮椅上时，那一刹那，贝林看到小姑娘绽开了笑容，眼睛如同正午的天空一样明亮。“她那一刻的变化，让我也改变了很多。生平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快乐。为了保持那种感受，我愿意尽我所能去做一切。”
轮椅对残疾人来说是尊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不是要把自己的钱捐给别人，而是想给他们一种生活下去的方式。”
2000年，贝林创立了轮椅基金会，其宗旨是为每一位需要轮椅的男女老幼赠送一部轮椅，预计五年之内捐赠100万辆。
“对于千百万残疾人来说，轮椅可以让他活动、上学和工作。最重要的是，它是尊严。当一个人趴在地上时，他是没有尊严的，而当他坐上了轮椅，可以和别人一起交流时，他的生命里就有了希望。”贝林诚恳地说着一个关于行走的梦想。
在奔赴世界各地捐赠轮椅的过程中，贝林结交了很多朋友。贝林说，在很多国家，接受他帮助的残疾人几乎无法和他用英语交谈，但是在那一刻他感受到的快乐，比起活在自己的王国里，更妙不可言，“他们看着你，说愿意活下去，我就觉得他们也帮助了我自己。”
希望去世前捐光最后一分钱
“我为虚度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深深遗憾，我起初以为钱挣得多就是目标。事实是，我把梯子靠错了墙，爬到顶才发现错了。”
就像与胡同里的老头儿聊天那样，与贝林聊天无拘无束。即使问他打算如何处理遗产这样隐私的问题，他也乐呵呵地回答：“我希望去世前把自己最后的一分钱都捐光。”
贝林从小就教育孩子，帮助别人是一种义务，对此，家人也非常支持和理解，目前他有三个儿子都在轮椅基金会工作。贝林说，自己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只是活在他的阴影下，“作为名人的儿子，他们很辛苦地要在我面前证明自己，而他们又永远无法超越。”
从贝林的72岁生日开始，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就马不停蹄地和时间赛跑，一年中有270多天，带着轮椅，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他说，一些人毕生都在追逐金钱，绝大多数时间却一无所获。另一些人挣的钱多得花不了，自己却活不过他们开的那些公司。这两种人都在朝着他们所认为的幸福不停地劳作，但是他们都错了。
贝林说，许多人捐赠是因为觉得这项事业是善举，但他们并没有用心去给予，而他自己则觉得，付出不是责任，给钱也不是目标，而是快乐。“其实，富人和穷人都可以做慈善，除了捐助多少的区别外，心都是一样的。”
在完成向成都赠送轮椅后，贝林赶到了北京，主持明天的“动物之美”自然博物馆开馆仪式。在北京、上海、大连和扬州，贝林先后捐赠了四个自然博物馆，“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的收藏，了解那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世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作为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中唯一的外国人，贝林收到过很多中国人亲手做的礼物，此次在成都，他也收到了来自残疾人刘惠等6人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亲自制作的景泰蓝画。贝林弯腰拍拍身高仅1米的刘惠，欣喜得像个孩子，在现场，不仅和他们合影留念，还要求制作者将名字留在上面，说回去后将把它挂进自己的黑鹰博物馆。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40
我们的孩子
●莫小米
一个孩子在餐桌边，捂着嘴歇斯底里大喊：不吃不吃，奶奶做的菜吃了口干！
另外一个孩子，对母亲递上来的食物大喊：不要！递上另一食物，大喊：不要！再递上一种，再大喊：不要！
大概你也觉得这场景熟悉，这是最近热播的两则电视广告。前则，接下来孩子的妈妈递给奶奶某某牌子的味精，孩子就吃得津津有味了。后则，接下来孩子拿起某某牌子的雪糕：我就爱吃这个！
不由皱眉，因为这些广告既来之生活，又有可能继续作用于生活——眼下，我们的孩子竟是如此的骄纵、蛮横、无理。
正巧看到《报刊文摘》上的一篇文章，作者说她的儿子娶了个韩国媳妇，她亲眼看到韩国媳妇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孙子的：每餐饭前，都要求孙子感谢长辈的养育之恩，为他做了好吃的食物；还在学龄前，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饭就都归孙子盛了；寒暑假带他去农村，接受风吹日晒，认识庄稼牲畜……
不多引用了。看了忍不住想：我们的孩子大起来，怎么和人家的孩子竞争？
春节前，看到一篇与“我们的孩子大起来”有关的、感天动地的报道，说一个身患乳腺癌的中年妇女，为了供儿子上大学，竟然腾出唯一的住房出租，自己和下岗的丈夫一起外出打工，四处寻找包吃包住的工作，终于撑不住，查出癌细胞转移到了胸椎和肺部。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过着居无定所的辛苦生活，能不发病吗？而儿子竟然对妈妈的发病“有些反应不过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