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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旅游者来传递爱心、传达信息给大山里的孩子实在是个不错的主意。我想对旅游者来说，饱览了美景的同时又做了件好事，也得到了与纯真孩子相处的乐趣，这样的旅游是再有意义不过的了。让我们大家都争做“微尘”吧。（《安猪：人人多背一公斤》） —— 浙江／杨 翀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2期P64
第三个副官
●＇苏＇康。西蒙诺夫 ○李辉凡 译
政委坚决相信，在战场上勇敢的人比懦夫死得少。他喜欢重复这一点，而且，如果有人同他争辩的话，他就要生气。
来到师里的第一个星期，他的两个副官便都被打死了。
第一个是由于胆怯，从战壕里走出来，要往后爬，他被机枪扫倒了。
晚上，政委从司令部回来时，冷漠地在副官的尸体旁边走过，甚至连头也没有朝死者方向转一下。
第二个副官在冲锋时受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胸部。他在被摧毁了的战壕里仰面躺着，张开大口吸气，要求喝水。可是没有水。在前面，胸墙后面躺着德国人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旁边横放着一个军用水壶。
政委取出望远镜，望了很长时间，好像竭力要辨别清楚：这个军用水壶到底是空的还是有水的。
然后，他挪动他那已经不年轻的笨重的身躯，艰难地越过胸墙，像平常一样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朝地里走去。
当他接近军用水壶时，他们开始射击了。他拾起水壶，摇晃一下，夹在腋下，转身就走。
敌人在他背后开枪，军用水壶中了两弹，他用手指堵住弹孔，继续往前走，用伸直的手拿着水壶。
为了不让水漏掉，他小心翼翼地跳进战壕里，把军用水壶交给了一个战士。
过了十五分钟，政委突然对营长大声吆喝。
“喂，把他送卫生营去没有？”
“不行，政委同志，必须等到天黑才行。”
“到天黑他就死了。”说完，政委转过脸去，认为谈话结束了。
五分钟后，两个红军战士冒着枪弹，弯着腰，抬着副官的不会动弹的身体，沿着土墩密布的田野往回走。
政委冷静地望着他们行动。他同样地估量自己的和别人的危险性。人们在死亡——这就是战争。但是，勇敢的人死得少一些。
夜里，在回司令部的路上，政委顺路来到卫生营。
“喂，怎么样，有好转吗？脱离危险了吗？”他问外科医生。
在他看来，战争中的一切事情，如获取情报、冲锋、医治伤员等，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得同样迅速。
“您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吗？”他抓住外科医生的武装带并把医生拉过来小声说道：“人们冒着炮火抬了他两俄里，就是为了要他活着，而您却说他死了。把他抬来是为了什么呢？”
关于自己如何冒着炮火去取水的事却没有说。外科医生耸耸肩膀。
“等一等，”当政委发现了医生的这个动作时，又补充说，“要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他应当活着，是的，是的，应当活着。”他生气地重复道，“你们的工作太差劲了。”
第三个副官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小伙子，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浅蓝色眼睛。他刚从中学毕业，头一回上前线。
见面的第一天，他就不得不和政委一起到营里去，他们走在微微上了冻的秋天的田野上，这里时而有迫击炮弹爆炸，但他一步不离地跟着政委。时刻呆在政委的身旁，这是副官的职责。此外，他觉得这个魁梧笨重、步态从容不迫的人是不会受到伤害的：若是跟他走在一起，那是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迫击炮打得很凶，而且很显然，他们已成了德国人炮击的目标，这时政委和副官便间或卧倒下来。不过，当他们刚刚卧倒，当附近爆炸的烟雾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政委便已经起来继续朝前走了。
副官对这个人充满了信赖，这种信赖产生于战争的一刹那间，并且一经产生就永不消失。最后的一百步他同政委并排走着，靠得很紧，胳膊碰着胳膊。他们就是这样初次相识的。
一天晚上，副官报告说，他刚从半岛回来，半岛上一切正常，只是营长波里亚科夫大尉负了伤。
“现在谁代替他？”指挥员间。
“五连的瓦西里耶夫中尉。”
“那么五连又由谁指挥呢？”
“一个中士。”
“您现在再返回去吧，”政委说道。“我不放心，您明白吗？您应当成为我在半岛上的眼睛。去吧。”
第2天早晨，政委亲自到半岛上去了。后来他不喜欢回忆这一天。昨夜登上半岛的德国人在残酷的战斗中，打死了先锋连第五连的全体人员，全连无一幸免。
在德国人的尸体中间也躺着被打死的五连红军战士。他们之中有些就躺在战壕里，是被敌人用刺刀刺死的，死者的手中还握着被折断了的步枪。另一些没有坚持住的人便散乱地倒在已结冰的草原的一片开阔地上：他们逃了出来，就在这里中了弹。政委慢慢地巡视着无声的战场，察看着死者的姿势和他们的冻僵了的脸。他在猜度着战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如何行动的。甚至死亡也不能使他容忍胆怯行为。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把勇敢者和懦夫分开埋葬，让他们像生前那样，彼此有所区别。
他紧张地察看着死者的睑，寻找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是不可能逃跑也不可能当俘虏的，他应当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在牺牲者的中间。
终于，在远离战壕的后面，在战士们搏斗和牺牲的地方，政委找到了他。副官脸朝天躺着，一条胳膊折到背后，另一条胳膊向前伸出，手中死死地握着那支纳干式手枪，胸前军便服上凝结着血污。
政委久久地站在他的面前，然后，叫来一名指挥员，吩咐他把军便服撩起一点，看看是什么伤，是子弹伤还是刺刀伤。
他本想亲自撩起来看一看，但是他在冲锋时被几块榴弹片炸伤的右胳膊顺着身体垂着。
“还有呼吸，”他说道。
“呼吸？”
政委丝毫不动声色。他还不知道，该不该为这个好像还活着的人激动。副官躺在这里，离战壕很远，大概当时逃跑来着。不，不会！不可能。他是很少看错人的。
“来两个人！”他厉声命令道。“抬起来，快送到卫生救护站去。或许，他还能活下来。”
“能活还是不能活呢？”他把这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在战斗中表现如何，他为什么会死在大家后面的地里呢——混起来了。两个问题又不由地连结成一个思想：如果一切都很好，如果他表现得很勇敢，——就意味着他能活，一定能活。
一个月以后，当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的副官，仍像一个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浅蓝色眼睛的顽皮小孩从医院来到师指挥所时，政委什么也没有问他，只是默默地握了他的健康的左手。
“要知道，当时我还没有走到五连，还有一百步远，在渡口就陷入困境了，当时……”
“知道，”政委打断了他的话。“我全知道，您不用解释了。我知道，您是好样的，我很高兴，您活下来了。”
他羡慕地看了看这个受了致命伤后经过一个月重又活过来并且是健康的顽皮孩子。他用头指指自己包扎着的手，忧伤地说道；
“我和上校可已经不是那种年纪了。我的伤口到了第二个月还没有长好。他已经是第三个月了。这样，我们就用两只手指挥一个师：他用右手，而我用左手……”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04
传递光明
●乔。菲茨杰拉德 ○刘汉英 译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平静的城镇。茱迪一家是镇上仅有的几个犹太家庭之一。圣诞节的晚上，城镇街道和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惟独茱迪的家里，只在窗台上放着一盏烛火。它在告诉人们，今天也是犹太人的光明节。
凌晨5点左右，茱迪夫妇被砸窗子的声音惊醒。他们跑下楼去，看见窗玻璃碎了，灯盏也被摔坏了。看样子是有人用球棒打的，而拿棒子的人一定是越过树丛到达窗外的。
对茱迪一家来说，这种袭击会勾起他们对复杂经历的痛苦回忆。茱迪的父母和公婆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再上一辈人都死在那里。当年，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标志性开端就是“砸玻璃之夜”。为了不吓着父母和孩子们，她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