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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他的群体，现实给了他教训，他不可能融入社会这座金字塔的中上层，他的使命就是永远地在最下层用自己的体力来托起这座沉重的金字塔。他当然向往上面的生活，但接触这些只能让他一遍又一遍地意识到判若云泥的差距，只能让他一遍又一遍地在苦海中泛舟。在这种刺激下，他的感情麻木了，或许只留下一分对于故土亲人的思念。但他必须麻木，他若多愁善感，那一个个迎面而来的鄙夷神情会给这颗承载了太多负担的心再无情地加上一副沉重的铐链。
麻木、排斥、拒绝，他们戴着这样一副面具闯荡城市，但透过面具，我读懂了辛酸……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42
风中沙堡
● 张惠菁
有两个女人，她们的命运像是一种充满示现意味的对生。仿佛沿着历史的脊棱线纵走，一人在向阳的光处，另一人在向阴的暗处。但某一日，历史忽然翻了个身，光亮的便进入了暗影，黑暗的进入了光明。
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雷妮·瑞芬舒丹，一个是汉娜·鄂兰。两人皆生于二十世纪初，年龄只差四岁。都是美丽的女性，都曾与一个和纳粹有关的男人传出过绯闻。但他们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这使得她们在不同时刻，分处历史脊棱线的两侧。
瑞芬舒丹生于一九零二年，柏林。原本是个舞者，后来成了演员、导演。一九三四年她接受希特勒的邀约，为国家社会党的纽伦堡阅兵拍摄纪录片。这部《意志的胜利》，以及两年后受国际奥委会委托拍摄的柏林奥运纪录片《奥林匹亚》，均被视为电影美学的经典，影史上的重大成就。大战一结束瑞芬舒丹就遭到逮捕，入狱。因为是美丽的女性，人们也从未停止猜测她是不是希特勒的情人。
对于汉娜·鄂兰，这趟旅程恰恰是反向的。她出生在一九零六年。作为一个犹太人，她的青年时代正成长在反犹太氛围的步步进逼之中。十八岁，她爱上了师长海德格，两人的书信往返透露了不寻常的感情。对年轻的汉娜·鄂兰而言，那似乎是一段痛苦的爱。海德格已婚。并且，若说当时的德国正被割裂为两端，一边是跟随纳粹领导的“正确”的人群，一边是受迫害的、反抗的犹太人与共产党员等等，则汉娜·鄂兰与她当时仰慕的海德格并不在同一边上。海德格也许和瑞芬舒丹一样，即使不是直接地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也是对它底下的牺牲者视而不见的。当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因拒绝接受政府禁止犹太人受教育的命令而被免职，海德格正是接替成为新任校长的那个人。
战前，汉娜·鄂兰参加营救**人士的活动，遭到逮捕，监禁五个月而后逃脱。一九三三年她离开德国，逃往法国，再往美国。经历惊涛骇浪的历史，她的哲学开展盛放。关于极权主义，关于恶的平庸，关于人的条件……战争结束，时间将从她被压迫者于暗处的位置，转向光亮的舞台一侧，她成为二十世纪无法忽视的思想与声音。年轻时那聪慧但神经质的美丽，蜕变为晚年舒坦放松智慧的笑容。
一人被丑恶包围之时，另一人正注视着美。一人站上发言台时，另一人背负骂名而缄默。在历史的脊棱两侧，两个女人的命运微妙地对称着。
造成命运位置的这道历史的脊棱，本身便是变动的。当犹太人遭遇迫害，被赶离家园、监禁杀害的大难之日，对汉娜·鄂兰和她的同胞而言，正像是一个世界的倾覆吧。而当国家与强人兵败如山倒，自己被暴露在胜利者的审判之前，这对瑞芬舒丹，又何尝不是原来世界的解消？
命运被给予一个地址，但只是暂时的地址。那地址有时使我们目盲。在历史的某个时刻，当瑞芬舒丹关注于阅兵与奥运、镜头前的美学时，她或许真是没有看见，或者看见了而不曾理解那些被压迫流离的人。专注于一片叶子，便错过了一整座森林。
但风中沙堡消散，重组。睁开眼时，原来站在城堡里的，到了城堡之外。
也许那才是个起点，开始认识自己作为人的处境。
汉娜·鄂兰认为，只要改变了与时间的关系，人可以获得重生。重生的关键，不是遗忘，而是宽恕。在审判战犯的高潮时刻，她仍然谈论宽恕。不是去宽恕恶的行为，凶杀与暴行不能被宽恕。是宽恕人。那些在平庸陈腐的恶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之人。他们和我们一样。
她说人类生命是世界所造就的，每一个主体都同时是客体。她说：“多样性，是地球的法则。”
我总觉得，这正是看过了世间变换的沙中风暴，曾目睹历史正反面剧烈翻身之人，所说出的话，所养出的宽容。
至于瑞芬舒丹，我所知有限的、关于她后来人生的片段是这样：她沉寂了一段时间，不再拍电影，也许人们认为这位为纳粹拍片的导演已经完了，但她似乎用另一种方式看见她所关注的美。六十岁时她旅行到非洲，在努巴人的部落中住了一段时间，拍摄一系列照片。七十一岁她学了潜水，进入热带海域彩色缤纷的世界。九十三岁那年苏丹内战爆发，她冒险前往，探视当年曾在她镜头前的努巴人，直升机坠毁，却只伤到老太太的肋骨，她活了下来，这惊人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注定要睁大眼睛见证动荡二十世纪的完结。她死时是21世纪2003年，活了101岁。
“多样性，是地球的法则。”汉娜·鄂兰说。这句话，当瑞芬舒丹带着她的摄影机，潜入海底，在海流中与一朵舒展绽放的海葵对望时；当她在战鼓声中到了苏丹，看见在黝黑的皮肤上涂擦白色粉末，祭悼亡灵的努巴人时，感受到了吗？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4期P58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 鹿
那是公元617年，深秋的一天。陕西的关中渭北一带，天高气爽，草木泛金，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驻军之地。
一支十几万人的大军，看上了这里，驻扎下来。
忽然，一个年近40的中年男子，竟悠然自得地穿过猎猎旌旗，走向军营的辕门，“我叫房乔，字玄龄，前来求见你们的统帅、二公子李世民。”
他的声音很温和，一听就是文人。
两个月前在太原辅佐父亲李渊起兵反隋的李世民，这时候才19岁，他掀开军帐——哟，竟是一双细长的凤眼，炯炯有神，在凝视着自己。
真是不见则已，一见如故。20年之后，兼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就是这样描述他们第一面印象的。
我把才华献给你
如果没有“反隋”，房玄龄就是个小县令，李世民却照样是隋文帝的外甥。他们之间，就像金字塔的基石和尖顶一样，遥不可及。
当时，社会精英无非三种：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华族”、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士族”，以及陕西关中和甘肃陇西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南北朝300年的征战，换来隋朝30年的统一，关陇集团赢得了天下，也割裂出了他们与山东江南士族力量的对立。
在隋朝短暂的天空下，房玄龄和李世民，一个出身“山东士族”，一个却在“关陇集团”的核心，正是对立的两端。
然而房玄龄是个高明的大夫，用不着把脉，也看出了30年的统一即将在中原大地流产。他从容不迫，干脆把前40年的生命，都用来交游山东、江南的文人墨客了。
于是，当房玄龄走到李世民面前时，中原，微微颤栗了一下。
一个书卷韬晦，一个武功初立；
一个慢条斯理，一个热血沸腾；
一个像水，一个像山。
这一老一少，刚一见面，那微妙的、对立的、又恰好能融合互补的家世和气质，就深深吸引了彼此。
阅历丰富的房玄龄，从少年李世民的身上，看到了关陇集团的强大优势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他温和有礼地一笑，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才华和活动能量，全部献给了关陇李家这个年龄可以做自己儿子的人。
天资聪颖的李世民，从房玄龄的身上，看到了山东江南庞大的“智囊团”。他很快就把房玄龄视为心腹中的心腹，赋予了他“草拟檄文书信”的中枢职责，然后又以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把招揽士族人才的重任，也交给了他。
从此，不是房玄龄走到了李世民面前，而是整个山东士族和江南华族，走到了关陇强权的身边。马上得来的天下，马下要有人来治理，李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