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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总理喝咖啡，聊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呢，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第二个是他打车的经历。一上车，出租车司机就认出了这位经常上电视发表见解的学者，对他说：“我读过你的书，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这位司机先生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奥兹先生只有听的份儿。
学者见总理，激辩一番后扬长而去；出租车司机见到学者，不是崇拜，而是亮出自己的观点。从司机、学者到总理，以平等的态度讨论、交流，这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的真实故事。用奥兹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来告诉你吧，以色列强大的秘密就是怀疑和辩论。”
以色列有句俗话：“两个犹太人有三个脑袋。”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思考，个体之间的观点激烈碰撞，于是整个社会在不断修正中平稳地前行。借助发达的媒体，各种思想、见解都可以传播。正因为如此，当以色列总理实在很难，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认为自己比总理更聪明，自己的主意比总理的想法更高明，正因为如此，才有面对和平进程的进一步、退两步。
怀疑和辩论有时候意味着内耗，极端的例子就是拉宾总理的遇刺。对此，奥兹先生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有了这些痛苦的内耗，未来的路才会更平稳。
（晨晰摘自《青年参考》2m7年9月22日）
FBI监视下的婚姻
●＇美＇严歌苓
做媒的是我幼年时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总可以练练英文嘛！”
下午6时30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叩门声，我迎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子将会是那么一个结果。
不久，劳伦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
“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皱眉头，身子靠近我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人结婚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对着他瞅了一会，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目光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问：“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我的名字和背景材料。在对我俩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巴交地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过誓：对国家要百分之百地诚实！”他答。
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查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后，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用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病了，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令人犯怵。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我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那白种人冷漠而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劳伦斯在电话中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外国人是次等人；次等人的人权、分量质量自然都不足。
不久，劳伦斯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的结局，那么就忍吧。
半个月过去，第一次打电话的那位调查员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对答，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是谎言。谎言是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几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线索。问答还算顺畅。
“Isyour father amember ofmunist Party”（“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吗”）
他突然改成英语问。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制造出无数个“冷不防”。我在母语上的设防，极可能在第二语言中失守。一瞬间犹豫，我说：“是的。”
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经意地对我说：“有件小小的事还得劳驾你协作。”“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试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睛。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里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非常气恼并感到委屈。
“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劳伦斯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外交部安全部门的，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瞪圆眼睛，向我摊开两个巴掌。
我长吁一口气。
星期四上完了课，我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那位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了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回到家天色已黑，答录机上信号灯不断闪烁。我打开它，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