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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乱
大四下学期开学，寝室空了很多，不少人已经去上班了，等着拿毕业证。与二三流学校相比，莫大的学生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用去愁饭碗，但是苍凉的寝室却让我们又一次感到了冷。
那段日子肖斯文依旧每天在寝室里闲逛，也没急着去找工作什么的，老二的重修还有最后一门要忙，老大告诉我们，他保研的事情已经下来了，要请我们吃饭，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寝室的兄弟一起聚餐，半斤大曲下肚，肖斯文又一次目露精光，口里呢喃称自己为朕，还不忘记叫周围的食客“众爱卿平身”。老大给我们讲着导师的女儿如何漂亮，对他如何体贴。说得如痴如醉，却也没去管肖斯文的酒疯。
那天肖斯文在厕所里吐了五次之后终于老实下来，被老大一人抬回了寝室，老大一放下肖斯文，轻松了很多：“都快走了，以后想喝醉都难了啊。”我很奇怪地问老大为什么总是这么多离愁别绪，老大只是笑，什么也没说。
武汉的天气总是这样让人难以捉摸，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那一年二月的武汉却忽然热得令人焦躁，而等着毕业的心情比这天气更焦躁，新闻学院里所有还留在学校的人都这样，白天出去找工作，晚上就等着毕业，日子就这样过去，整个二月，整个大四下学期，日子像一个巨大的磨盘，在每个人身上碾过。
唯一想慢点毕业的是老二，他每天复习着高数，但是显然这样的环境不适合去研究那些歪歪扭扭的公式，倒适合去找个机会好好地发泄一番。的确，这是一个荒唐的季节，在这个荒唐的城市里，每天都有无数荒唐的事情发生，或许在今天，又或许在明天，谁也不知道。
毕业歌毕业歌：胡坚（10）
我点上一支烟发呆，肖斯文出去不知道干什么了，老二埋着头在看高数，但是显然没看进去，最轻松的还是老大，他躺在床上无奈地翻着本英文原著，寝室里一派祥和安宁，我想找人说话都找不到。
楼下响起了一片嘈杂，我应声望下去，发现围了不少人，也不知道什么事，人群中忽然有人喊起来：“我操，小日本打人了？”寝室里三人同时来了精神，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老大的眼力最好：“我靠，那不是肖斯文？”我想问老大出了什么事，老大什么都没说，头也不回，就朝楼下冲，我和老二也跟着出去，心里知道没好事，但是还是跟着下去了。
这一幕估计是在场所有人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壮观的一幕了，即使二战期间也不会有这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打架。老大一上去就放倒了一个要上来打肖斯文的韩国人，把他压在地上不能动弹。
此刻的肖斯文则无力地瘫在地上，好不容易才支起身子，我看见一个小日本被人架住，还挣扎着想上去打肖斯文，我趁着人多，上前给他一脚。他惊讶地看着我，我回了一句：“他是我兄弟。”
这时我又看到了传说中苏琳的美洲男友，他显得特别激动。用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骂着脏话：“禽兽！你这个王八蛋！”他看见肖斯文从地上爬起来，不知道哪里来了股牛劲，挣脱出来，朝肖斯文肚子又是一脚，我冲上去想揍这家伙，肖斯文却有气无力地叫住了我：“别打了，兄弟，我对不起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拍拍肖斯文身上的尘土问他。肖斯文还是耷拉着脑袋什么都不说。
美洲帅哥（后来知道叫马杜罗）拼命地挣扎着，但是后面那两个家伙却把他的胳膊挽得更紧了，似乎根本没有挣脱的余地，他声嘶力竭地继续用那口不大纯熟的中文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对苏琳做了什么？”
肖斯文耷拉着头，半晌才说话：“苏琳，是我害她的。”
“操，你说什么？”我心中一沉，但是却还抱着希望。
“苏琳那事，是我下药干的。”肖斯文无力地蹲在地上，头埋得很低，好像生怕看见我的眼睛。
当时我看着肖斯文，嘴巴张得大大的，全身无力，差点瘫倒在地上，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马杜罗咆哮着，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从两个膀大腰圆的体育生的束缚下冲出来，那两个一米八几的体育生被推得老远。马杜罗一上来就给了肖斯文一脚，这一脚似乎完全没有方向感，却不偏不倚踢在他的裆部，他当时就倒在地上抽搐起来，眼睛里似乎看到了天堂，还有他老爸那双穿着老人头皮鞋，套着梦特娇西裤的腿，还能看到他的爷爷在向他招手。肖斯文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他爷爷，当年是河南省的大地主的少东家，土改前期伪装进步，部队撤走之后组织红枪会作乱，杀害大量干部和贫农，等到后来部队带着机枪来镇压，老爷子绝望地在大屋子里坐了一整天，拿一把马牌小撸子自杀了。肖斯文的老爸没见过他的地主爹，是遗腹子，但是私下却常用祖父当年的故事教育幼年的小肖斯文，肖斯文从来就没见过爷爷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他那天一定看清楚了爷爷的慈祥的样貌。
周围的人见到这个情景全呆了，老大也呆了。没有人去扶他，甚至没有人正眼看他一眼，有的人白了他一眼走了，隔壁的马老二和肖斯文素来不合，朝他身上吐了口唾沫，招呼着我：“走，上楼去，这王八羔子犯贱，是自作自受。”
我甩开马老二，想上去给肖斯文几个嘴巴，老大却在后面牢牢地箍住了我：“够了，打他脏你的手。”保卫科的胖科长带着一帮校警匆忙地赶来，招呼着人扶他，拉了半天才有两个站在后面的家伙懒散地把一摊烂泥般的肖斯文半扶半拖，朝学校医院走去。
后来，张艳告诉我，肖斯文曾经约苏琳到他租的房子拿资料，却把那瓶迷药倒进了果汁里，这瓶药其实是当初买了给老二用的，想不到却用到了苏琳身上。张艳在南方听说肖斯文被打的消息，和肖斯文彻底分手。她给我打电话说明，说，再也不回来了。我问她干什么，不要毕业证了吗？她说算了吧，这鬼地方太让人失望了。
打架那天夜里，保卫科的灯火彻夜未熄。虽说每到毕业就容易出麻烦，但是这回牵涉友邦，麻烦来得比较大。胖科长那天在办公室踯躅了一整夜，面对着联合国军，哆嗦着等待上头的指示，而我和老大，也在保卫科冰冷的地板上，和几个带头动手的一起蹲了一整夜，留学生们则围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喝着茶聊着天，我感觉犯困，找一个认识的校警要烟，他犹豫了半天，给了我一支红河，叫我到外面去抽。
二月的武汉，星空有些模糊，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北极星，只得作罢。我开始感到害怕，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如何，或许会被开除，也或许拿不到毕业证，更有可能是在档案上记上一笔，但是最心痛的，还是被肖斯文欺骗的日子。
幸运的是学校最终还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几个留学生没意见，我们没背上处分，报纸上也没有报导，除了肖斯文的医药费学校一咬牙全额报销外，其余一切都不了了之，好像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马杜罗在一个月后，回国了。
肖斯文在医院躺了两天就自己主动要求出院了，刚回来想给我说点什么，我却把欠他的2000块钱夹着几张零钞砸在他脸上，说是要连本带利，他一个人颓然收拾着地上的钱，嘴里还在喃喃着：“活该，都是我活该。”
第二天，他要把钱还给我，我没理他，他强塞给我，却被我一把推得老远，喊他滚。他后来趁我不在，托老大把钱还给我，老大则说，一笔账归一笔账，还是算清楚比较好，他无奈之下把钱塞在我的枕头下面走了，回来了老大告诉我钱的事，我想再一次把钱砸在他脸上，老大却说算了，人不能太绝了，拿了钱也让他好过一点，记得以后再还他好了。我一直没给他好脸色，整星期整月地不跟他说话。
肖斯文不断地向我道歉，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了，几乎向我下跪，我最终心还是软了下来，接受他的道歉，但是关系却冷了好多，后来肖斯文去了上海，做什么事情都不顺，时常在我哈欠连天的时候说怀念在武汉的日子，而我总会在这样的时刻挂掉电话。
后来老大在电话里说，其实肖斯文并不是指望着苏琳，他几次私下都愤愤不平，因为他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