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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天。
一些或明或暗、或虚或实的征兆表明，中央红军将采取重大行动。然而，对于具体的行动方针，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干部统统一无所知。所有的秘密全部掌握在中央“三人团”（博古、周恩来、李德）手中，除了他们，谁能解开这个谜团呢？
周恩来派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带着潘汉年赴寻乌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两天后，周恩来发去一份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啦。”
何长工和潘汉年马上心领神会，陈济棠的代表也不傻，他直截了当地问何长工：“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
“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和平鸽要上天了。”何长工机敏地回答。
当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的毛泽东，虽然不能参加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却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他在于都悄悄开始了红军突围路线的勘查与选择。
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新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
这天傍晚，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被博古莫名其妙地叫到办公室里。博古关上门，伸手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然后顺手抓起桌子上的树枝，指着地图对李维汉说：“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李维汉听后心头一震。这些天来，他的心中一直不平静，总觉得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发生。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提出用大军对大军作战的办法，以红军的劣势装备同敌人拼消耗，结果大伤元气。1934年春天，广昌战役失败，他们又认为红军根本不可能再争取到有利时机主动打击敌人，只能避免同敌人作战，放弃中央苏区。李维汉对红军意欲何往，有些茫然，这次听博古介绍，才终于明白了。他知道中央机关及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犹如一个家庭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徙到远方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行动，要做的准备工作太多了。想到这里，他有些焦虑地问博古：“我负责哪些工作呢？”
博古离开地图，踱到李维汉对面的一把老式椅子上坐下来，略一沉思，说：“你马上去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提出跟随转移的干部和留在原地斗争的干部名单，交给‘三人团’审批。”
李维汉感到责任重大，当即提出马上回去准备。博古在他动身前叮嘱说：“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秘密进行，不可泄露半点风声。”
“我明白了。”李维汉会意地点点头。
博古郑重地拍了拍李维汉的肩膀。
李维汉觉得肩上沉甸甸的。
回到瑞金，李维汉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党政军机关分为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军委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第二野战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和担架队组成。此外，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在原地坚持斗争。在“红章纵队”中，还有一批女红军战士，她们是按照中央的命令，被批准随队出征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妻子和因工作需要的女同志。
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呢？尽管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秘密，女红军们还是听到了传言，大家纷纷议论着、打探着，千方百计想知道自己是否被批准随队行动。
拟定名单的工作十分艰难，李维汉为此大伤脑筋，他办公室里的那盏油灯常常彻夜不熄……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刘英接到“特殊任务”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刘英正在考虑着怎样完成第二次扩红任务，毛泽东匆匆赶来了。他有些神秘地对刘英说：“刘英，快回瑞金去，有特殊任务！”
“扩红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走呢。”刘英说，“没有接到罗迈的通知，我不敢回去，随便回去要挨批评的。”
罗迈就是李维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在苏区，他是以“铁的纪律”出名的，在他面前，谁也不敢违反纪律。这次扩大红军的工作由他亲自负责，刘英是他任命的于都扩红突击队队长。
毛泽东见刘英不肯走，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带着警卫员先走了。
谁知，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折回来了，他有些急切地对刘英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说完，急匆匆地离去。
望着毛泽东的背影，刘英的心里有些空荡荡的。大约一个月前，中央发出动员令，要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征集三万青壮年参军，罗迈让刘英第二次去于都扩红。
“部长，于都已经没有多少青壮年了，时间又这么紧，怕来不及……”刘英有些为难地说。
罗迈可不管那么多，他打断了刘英的话，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自己想办法吧。”
于是，刘英策马赶往于都。
刘英使出浑身解数，也只动员了几百人参军，距离4500人的数字相去甚远，这可如何是好呢？几天下来，她的嘴上都急出泡来了。当时的于都已是赣南省委所在地，毛泽东正在那里巡视工作，刘英除了天天向罗迈电话汇报扩红工作的进展，三天写一封鸡毛信给罗迈以外，还天天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当时，毛泽东患了“打摆子”，病刚好，身体还十分虚弱，坐在床上，背靠棉被，静静地听着刘英的汇报。
“时间这么紧，怕是完不成任务了。”刘英担心地说。
毛泽东想了想，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全部找来开会。”
“再开会就更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10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个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了。”
“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让他们骑马去各个区分头通知。”
……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第二天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坐了满满一屋子，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刘英首先讲话，她把这次扩红工作的艰巨性、毛泽东的意见、罗迈的指示详细地介绍了一遍，之后，大家便鼓掌欢迎毛泽东讲话。
“好，我就讲五分钟。”毛泽东站起来，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当前反“围剿”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扩红工作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下定决心，如期完成扩红工作。
第二天下午，各区又召开了活动分子动员大会，使于都的扩红工作发生了神奇的转变。刘英因此对毛泽东更加刮目相看。
可是此刻，她怎么也搞不清楚，毛泽东说的“特别任务”指的是什么。
她在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这样的时光，可真漫长呵！
那部老式电话终于响起来了。刘英跑过去，焦急地抓起听筒，果然是罗迈打来的，罗迈开门见山：“刘英，你马上回瑞金，有特殊任务。”
“于都扩红工作还没完成呢。”
“现在又有特别任务了，你快回来吧。”
又是一个特别任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刘英来不及多想，快速收拾好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火速赶往瑞金。
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词，走的人叫上前方，留的人叫在后方，罗迈通知刘英准备上前方去。
刘英风风火火地赶往少共中央局，凯丰留给她的信上说，他到部队去了，少共中央局的事让刘英安排。至于少共中央局谁走谁留，走的人中谁有马骑，谁配备警卫员都已经定下来了。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已经去部队了，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团书记赖大超等都要随队行动，刘英通知他们立刻做好走的准备。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阿丕”的陈丕显同志当时还不满17岁，刘英通知他留下来，任赣南团省委书记。但阿丕非常希望能跟随部队到前方去。刘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