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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管同云：“古之所谓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李锐以研究毛泽东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而树立了学术上的地位，世界上都承认他，历史上也会站得住，这是为中国和中国人做的大好事，也就是立了德；我却是个不研究政治，尤不喜谈政治的人，于此没资格评论。在事功上，李锐的大贡献是论三峡工程；我又不是学工程的，虽然从五八年到七九年整整画了二十一年工程图，若不如此折腾，真不知会多读好多书，多写好多字，但不过借以活命，故亦无评论的资格。所能够感知的，就只剩“又其次”了。
即使在立言方面，我也没有本事像作序跋写书评的人那样讲出许多大道理。最为拜倒的文章，却是他最近发表在《同舟共进》上的一次“上书”。“上书”为昭明太子所定文体之一，《文选》编为第三十九卷，当然可以算是“言”。尤其是其中那首“改唐诗”，刻画拼命争宠卖娇、力主大干快上的人，真是淋漓尽致，够得上《长恨歌》原作的大师级水平。读后不禁莞尔而笑，原来“老社长”尽管风云际会成了政治人物——政治学者，骨子里却依然同我们一样，还是个喜欢耍笔杆子的书生，有那么单纯，有那么不怕祸隙，有时候也还有那么一点子顽皮。
六官粉黛无颜色，
三峡工程有问题。
作得出这样一首无情对，真是够损的了，此其所以为李锐欤，未可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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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那位母亲和写母亲的女儿，我的所知却几乎等于零。四九年至五零年在经武路二六一号，李锐住在楼上一套夹正房里。我从五零年三月起，即在楼上饭厅吃饭，在楼下一间后房中做事，吃饭前后见到李锐时不少。他很得意地从地主家书中发现了“买的买点，占的占点，骗的骗点”这段霸田霸产的自白，拿来作土改宣传的好材料，编发稿件的具体工作便是我做的。他对下属工作上要求极严，语气却不乏幽默诙谐，日常生活也不高高在上，我却从没有听他谈过自己的妻子和小孩。
那时范元甄也住在报社，但我极少见到她，偶而碰面，亦未留下“美人”的印象，更没见过她和小孩在一起。“六指子”（李南央的哥哥）时约三四岁，倒常在楼下各处转悠，抱在通讯员手里时居多。有些同志喜欢抚弄他，虎头虎脑很懵懂的样子。我因素不喜“呵”小孩，更不喜“巴”领导，所以一次也没有去逗过“六指子”，更不要说小妹妹了。李锐和我是平江同乡，他的姐姐又是我两个姐姐的体育教师，要套近乎的话，那时跟他还是有话可说的。
在通讯员和部分南下女同志中，有时也悄悄传说过“李社长怕老婆”之类的话。这和我心目中李锐的形象联系不起来，偶而想想，也许是“一物降一物”吧。
李锐调北京后，有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大鱼网主义》，署名“孙元范”。我知道是李锐的笔名，“孙元范”斢一个头，不就是“范元甄”么？这时又想，李锐还是曾经很喜欢自己老婆的吧。
初读繁体字本《六十年恩怨情仇》，议论很多。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字很好，李锐有后了；至于“恩怨情仇”，则清官难断家务事，也懒得去断。及至细读到“这样一个母亲”说什么“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几乎没有了”，读到“这样一个母亲”和“某某某”睡在一起被“某某某”老婆撞见，起身穿好衣服说声“对不起”出门，这才同情起写文章的女儿，同情起女儿的父亲来。
但我仍只能“识其小”，只能欣赏四言联、无情对。当然，在对待江青式的“革命”，和在这种“革命”的名义下演出的种种“左”的丑恶，自己感情上的取向还是分明的。
“老社长”今年八十四，最近读到他的新作，自称耄耋，应该说也真老了。我今年亦已满七十，过了可以称老的线，身体则远不如他，脑出血一两立方厘米的情形已发生过两回，医生说再发就性命难保，很可能先他而去。我又从来怯于旅行，即使不溘先朝露，恐亦难有再相见时。这篇文章早就想写，总想写得像样些，便拖了下来；而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只怕越拖越难“进入状态”，故此次决心应周实之邀匆匆下笔。文章当然比不上高手，意思却是真诚的，刊出后“老社长”自己总会看一下，如有错讹，也好纠正。
我为去世的友人唐荫苏写过《做挽联》，为健在的友人张志浩写过《卅五年前两首诗》，这回又写了这一篇。真希望还能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和现在还存在着的友谊再写点什么，趁彼此都还来得及的时候。
（2001。5。1）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错就错在有思想”上
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的处分，是M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大会上宣布的。处分共分六种，第一种是：“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者送劳动教养，其中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者，并开除其公职。”我就是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个。
这时的M，真可谓志得意满，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一口气宣布了六种处分和归属各种处分的五十几个右派的名单，还有重点地对此人何以受此处分作了讲评。他称某某等为“反革命加右派”，而我则“是右派骨干分子，也就是极右分子，家庭和个人出身虽不算反革命，但思想极端反动，也差不多了。”
本来中央整风反右办公室的文件，在第一种处分“送劳动教养”之下还有一句：“本人不愿接受处分者，允许申请回家自谋生活，由其家庭和当地居民委员会在政治上加以监督。”M却没有宣布这一句，这当然不会是出于无意。
幸亏我事先知道了这句话，决定要照这句话做。因为我们夫妻俩都要送劳教，而我的小孩一个三岁多，一个两岁多，一个一岁多，还有一个在肚子里即将出世。我和朱纯的工资虽不算低，但向来有一个钱用一个钱，毫无积蓄。我的父亲虽是“民主人士”，但年已七十好几，母亲又年老多病。我不能奉养双亲已于良心有亏，又怎能忍心将几个幼小的孩子去拖累他们呢？所以只有走回家自谋生活这条路了。
五七年我还只有二十七岁，身体虽不强健，却也没什么病。朱纯的身体，比我还好一些。我心想，长沙城里几十万人，照我们这样按月领八九十块的，最多也不过几万人，总不到十分之一吧。十分之九以上的老百姓，还不是靠一双手养家糊口？我们过去吃安逸饭，其实就是吃老百姓的血汗；如今没有安逸饭吃了，就靠双手赚饭吃吧。不仅推己及人应该如此，也可说是向老百姓还债，难道不应该吗？我相信自己的双手不会比别人的笨，脑袋不会比别人的蠢。天无绝人之路，只要把自己看成干活的苦力一个，饿死总不至于。
我将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李长恭和另一位同志。李说他在长沙举目无亲，无处落脚，只好接受处分去劳教。另一位同志本也打算提出申请，后来听从家人的话，还是接受处分了。朱纯怀着大肚子，身不由己，只得听我安排。于是我便把自己受处分和想回家的实情向父亲禀告（父亲并不和我同住）。父亲是一个读书多而心眼少的人，他的善良和天真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听了后，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你去（劳教）也好，就当是去留洋吧。如果不解放，你读几年大学，结了婚，生了小孩，也到去留洋的时候了。”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对他说：“我和朱纯都去了，小孩子你们带得了吗？何况朱纯就要生了，我怎能去。”他说：“那么好罢，你就申请回家罢，用我的口气写个报告给统战部，只说我今后不请女工了，由朱纯照顾我。你自食其力，我帮你养小孩。”
我立刻代父亲写了报告，盖上他的图章，火速送到统战部。我想，统战部的人与我并无夙怨，按政策办事的可能性较大。等统战部把父亲的报告批到报社，我再向报社提出申请，主持反右的G和M不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送了报告后，我就到附近街道上找好可以租住的房子。只要报社一批准，我便立刻从经武路宿舍里搬出来“自谋生活”。
情况当然不允许我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