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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丛缺十二种，不全亦无妨，盖属于我的第三类读物也。我读书，部分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属第一类，当精读。近现代作品影响较大者为第二类，如《鲁迅全集》，部分精读可也；当代有些作品属第三类，可选读，其中虽无名但不乏情趣者，更是爱读；其馀书刊为第四类，可读可不读；至于署怪名故作高深，编故事哗众取宠，靠眼泪博取同情，写性交寻求刺激者，则一概不读。
除了《鲁迅全集》，这不也就是我自己读书的标准么。
某些人谈“人文”，有如太监谈性，自已谈得高兴，别人看了好笑。那档子事情当然不是你的错，但不要装作有鸟的样子好不好？一前辈竟然说，“书可不读，《读书》不可不读。”真真岂有此理，害得我偏偏不读《读书》了。
这里对《读书》颇有些不敬，但这些年《读书》拿腔拿调谈“人文”，的确使我也对它敬而远之了。
黄集伟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能容忍很糟糕的事，我们也能容忍很糟心的事，但我们不能容忍既糟糕又糟心的事。你是老板，你可以命令我们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你也可以公然去嫖娼；但你不能够命令我们背诵着《满江红》送你去嫖娼，更不能命令我们站在《满江红》的高度来理解你嫖娼的战略意义。”读罢令人捧腹，而又有一丝苦涩。
此一则算是转抄，但因为我读罢也不禁捧腹，而且不止一丝苦涩，所以还是抄了。
《川上集》为“日记体”，其记事亦有可观者。如记南京凤凰台饭店办《开卷》事云：第二年饭店就评上了四星级。董宁文算了一笔账，《开卷》一年全部开销五、六万元，做广告也就是报纸上一个版的价格。现在看来，两者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又如记北京“民刊”《芳草地》云：朝阳区的《芳草地》、东城区的《钟鼓楼》……原是为业余作者办的内部小报，七十年代创办，九十年代初无疾而终。今年初《芳草地》重刊，请黄苗子题名，设计成黑白的异型开本，有袁鹰、姜德明、李辉、孙郁等人撰文，高品位，让人喜爱，有保存价值，很快就鹤立鸡群了。
岂不都是孤陋如我者原来知而不详的么。
（2004。4。13）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果戈里的人物
中外书籍插图，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精神文明”据说优于外国，在这方面却难称先进。鲁迅小时候“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书”，“图像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周作人谈到旧小说绣像时，也“还记得貂蝉的眼睛大而且方，深觉得吕布之入迷殊不可解”（《书房一角·画谱》）。这些长方形的眼睛，比起《十日谈》中人物和《列那狐》中动物有表情的面目来，给人的感觉真是相差太远。即使同在东方，“明刻精品”《金瓶梅》的“大闹萄萄架”、“兰汤邀午战”诸图，持与日本大略同时的春情小说插画相较，也精粗立判。因为西门庆的两支细胳膊断然支不起硕大无比的身躯，西川助、矢野诸人的春画中，则除了对人体某一点作夸张外，整体仍能合乎解剖学的常识。
“五四”以后的文学书籍，尤其是翻译作品，渐渐才有了像样的插图，鲁迅于此功莫大焉。他自译的小说《表》和《坏孩子和别的奇闻》，都分别用上了Bruno Fuk和Maiutin的著名插图。他介绍出版并为之作序的《小彼得》、《夏娃日记》等译作，也收入了George、Ralph等人的插画，这些比译文更为有名。《夏娃日记·小引》将Ralph的插图和清季任渭长画的瘦削怪诞的人物相比，说这对于中国“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很有澄清的益处，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引进”对“提高”的意义。这些再加上他译介的插图专辑《〈士敏土〉之图》、《一个人的受难》、《〈母亲〉木刻十四幅》和《〈铁流〉插图》等等，对于现代文学插图的确起了开山和指路的作用。而我特别喜欢的，尤其是果戈理《死魂灵》的插图。
我喜欢果戈理，首先是由于耿济之译的《巡按》和《狄康卡近乡夜话》。他那“带泪的微笑”，很打动我的心。《死魂灵》鲁迅的“硬译”比较难读，但有了Agnon精彩的插图，阅读的兴趣依然未减。第七章写梭巴开维支，当大家分头走向笼席时，他却一径跑向早已看准的一尾大鲟鱼，在别人先用小吃下酒谈天之间，很快就把它吃得干干净净。待到主人请列位来“尝尝这天然产物”时，“却看见这天然产物只剩下一个尾巴了”。画中的梭巴开维支，便是迅疾坐到鲟鱼面前正准备埋头大嚼的样子。在杨里昂、彭国梁主编的《跟鲁迅评图品画·外国卷》中，这副尊容占了整整的一页。
鲁迅译的《死魂灵》也许不大好销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新出了郑海凌的译本，可以为证。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写过一段话；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代替它的有健康的笑。
光赁“听说”，便以为在斯大林统治下，人们都不再“含泪”，脸上都浮着“健康的笑”了，这未免过于乐观。现在斯大林早不在了，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却似乎还有生命力，也许永远不会完全为“健康的笑”所“代替”。Agnon所画的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也好像还活着，而且不仅活在梭巴开维支们的国度里，虽然他们的口味是可能变了。
（2004。4。17）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天窗
从前住砖墙瓦屋，除了有天井内院的大户人家，内室往往得靠开天窗采光。儿时所见的天窗，是在人字形屋架两面坡屋顶的背风坡上开一豁口，另支小屋顶以遮雨，对外的口子以平板遮蔽；板可活动，上系一绳，需要采光时拉开，冬天或暴雨时则可关上。
后来到了长沙，有两年住在开天窗的屋子里。这天窗却已简化为两排玻璃瓦，只能采光，不能打开出气了。少年多绮思，梦中乍醒，望着天窗洒下来的光越来越明亮，总有好梦难留的一种怅惘塞在心中，苦于无法排遣。假日遇大雨不能出门，又常常仰卧着看雨水从明瓦上迅速地流过，联想到韶华易逝，人生无常，不禁生发出少年人常有的感伤。
有一个冬夜，一觉醒来，满屋漆黑，连屋顶上原来总有的一点微光也消失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本来熟悉的上下四周忽然变成遥远而不可知，不由得害怕起来，有点觉得窒息，钻进被窝再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外屋的人起床，一开门觉得特别明亮，原来夜里下了几寸深的雪，看来晶莹洁白的雪其实并不透光，竟将天窗完全遮死。
我想，人类学会开天窗，给闭塞黑暗的洞穴引进光明和生气，实在是一种技术的创造和文明的进步，是猴子变人重要的一步。而历史变迁，“开天窗”到后世却有了另外的意义。明郎瑛《七修类稿》：今之敛人财而为首者克减其物，谚谓开天窗。
清末夏仁虎《旧京琐记》：朝殿试卷忌错落，应试者多习打补子，以极薄之刀将错处轻轻刮去，复于本卷闲处刮取纸绒匀铺于上，以水润湿，使之粘连，殊有天衣无缝之妙。但艺稍生疏，或下手微重，穿纸成洞，又谓之开天窗，虽有佳卷，势难前列。
黑吃黑吞财和弥缝考试卷，这就不好说是文明进步不是了。
“民国”时期言论不自由，有所谓新闻检查，报纸和刊物常常整篇整段被删掉。普通的做法是“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已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鲁迅《花边文学·序言》）。但也有检查者疏忽、被检查者躲懒或有意消极抵抗的情形。于是版面上便会出现成片的空白，这也叫做“开天窗”。关于这种“开天窗”，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大约在蒋介石四九年元旦引退前不久，某报曾辟一专栏，评论每日时事，读者颇为欢迎，每天都争着看报上固定地方花边围着的这一块。某日出报前检查官严令：专栏本期太不像话，必须撤掉。当时正值白色恐怖高潮，谁都不愿意碰在枪口上，当然得撤。报纸印出来后，花边围着的一块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