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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哲”不是“没辙”
专事写作之后，我一直用“梅哲”这个名字发表文章，无论是编辑来电话约稿，还是文友们相聚，都是“梅哲梅哲”地叫。几年下来，弄假成真，真名实姓反倒被人遗忘了。
词典中关于“没辙”的解释是“没有办法。”当初，我之所以用这笔名，一个是取“没辙”的谐音，口语化，不仅显得幽默，也比真名实姓好记；另外一层意思是我从农村返城后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单位上班，心里非常不乐意可又没有一丁点儿办法，这种情绪一直淤积到十几年后才找到一个比较适宜的方式宣泄出来；最后那个意思是表示自己在经历了各种人生体验之后觉得真是“没有办法”了，只有写作这条路才对心思。
把一个笔名弄得这么复杂，是不是有点自恋或故弄玄虚？
非也！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走上以写作这样一条路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对文学的热爱源于少年时代，走进文学青年行列则在“拨乱反正”之初。后来的那些年一直在写，但成果并不明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觉得既然搞文学无法改变自己，为了吃饱穿暖，就选择干别的了。
掐指数来，我辞职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已12年有余，对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激进行为，当时有一个时髦的名称叫做“下海。”不客气地说，当初的“下海人”绝大多数沦为现在的“自由职业者。”最初的无怨无悔在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变成了消沉的无奈和一眼望不到边的茫然，值得庆幸的是我不但没有因为到处碰壁而陷入茫然的困境，想改变自己的念头反而在碰壁中得到进一步加强。
人生不外是一堆各式各样的体验，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虽不敢妄称饱经风霜，但各种各样的生活蛮多，到中俄边界跑买卖经商，挂靠在别的公司名下与人合伙干工程，倒腾古旧木器和瓷器，推销化妆品，做广告业务员，干编辑、记者，折腾来折腾去的目的就是想改变自己……
那些年，我虽然一个字都没有写，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认识水平清楚地告诉自己一个人的经历就是财富，独特的经历是更大的财富。慢慢地，我觉得既然那几条路自己都无法走顺畅，不如回过头利用自己的文字特长把那些体验写出来。
为了做到既要挣钱，又能满足内心需求，我把写作分成三块——
第一块写散文、随笔、评论之类的文章，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流行刊物的那种文体对自己造成过深的消极影响。全国各地社会生活类的报刊杂志多达上千种，市场极其广阔。
第二块是小说，当初吸引我对文学产生兴趣的正是小说。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烈的我被小说中那些曲折的情节和各样人物所吸引，不仅萌发了自己也要写小说，甚至有过想成为小说家的愿望。但小说的命运在市场经济到来的今天却值得深思和注意。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10000字小说所得的稿酬，在《家庭》只要区区几百字，前者所付出的辛苦却远远高过后者。虽然，我清楚地感受到了虚构文字的无力和衰落，但我还是喜欢写小说，并且希望能在纯文学和通俗小说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我在《通俗小说报》上以“北京当代社会风情”为主旨开办过专栏，其用意就是想在纯文学与商业写作中间找到一条路。另外一个写作理由是小说可以转换成影视作品，影视产品可以促成作家及其作品。
第三块为情感类的纪实文章。种种迹象表明，关注情感就是关注现代人在当今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现在的我不是传统观念中的“作家。”拨开计划经济体制下笼罩在“作家”这个职业上的光环，一个不勤奋写作的人怎么可以称为“作家”呢？虽说勤奋与激情必不可少，但敬业却是第一的，只要想一想写作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没理由不好好干。写作对我来说好比司机开车，工人做工，肯定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和不顺心的事情，可我不抱怨，想方设法克服。从企事业单位分离或下岗的人还有政府的“最低生活保证；”自己写出的文章若是没处发表，可就真的连碗都吃不上了。
我相信自由是以自律作为保证的。
市场经济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格局，公平性在于不认身份认实力，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很多限制，越来越多的从业者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是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当初，我以“梅哲”之名，将自己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位置上，目的在于激励自己奋发向上。如今，我已不大用“梅哲”，一个是心态较之从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是有人盗用这个名字，给我添了一些麻烦。
我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个时代——给予个人充分的选择与放弃的自由，让我这个在公开场合总是连说话都显得羞涩的人，用笔找到了一种真切表达内心感触的方式，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一开始想把这个集子叫做“闭嘴说话”的原因。
第一辑第1节 世纪之交的新年日记
2000年1月1日，多云间阴
早晨，看窗外灰蒙蒙，没有各路传媒大肆渲染新千年曙光如何灿烂的景象。昨晚，我没有等待新年钟声的敲响就睡觉了。心里盘旋着一缕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估计和自己不太愿意迈进45周岁的门槛有关。不知什么时候，青少年时代盼望自己快些长大的愿望早以被时间飞逝的残酷所取代，尽管还没有对时光流逝产生过度的惶恐，但不安却有了。另外，还有一丝逆反心理在作怪，总觉得日子就是日子，元旦也罢，新年也好，何必人为赋予必然来到的日子某个意义呢？
10点钟，我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只要不外出采访或上邮局买信封邮票取稿费，自己的作息时间雷打不动，刻板得要死，连双休日也是如此。有时候，为自己的这种刻板感到惊讶，至于那么紧张吗？但这种刻板实在是一种有意为之，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自从3年前离开单位，悠闲早已成为往事，每天必须要写作。对于一个卖文为生者来说，与单位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固定的工资收入、住房、医疗、各种劳保统统没有了。单位人可以悠哉地享受节假日，因为到时候保证可以领到工资；而自己没有任何保障，所以要不停地写。否则，养家糊口的收入从何而来？
除了经济上的压力，好像还要承受更多的精神重负，尽管可以不看别人的脸色，但要面对自己的心灵。在计划经济的框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猛然把框子取消了，会觉得无所适从，北京话叫“找不到北”。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浓重的失落感和深刻的孤独感。毕竟，人生中最灿烂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计划经济时代，而作为群居动物的人，闭门写作的生活简直和牢狱差不多。而且，卖文为生者与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大不一样。过去在单位，即便是业余作者也有固定收入，犯不着为生计发愁，写作只不过是一种嗜好。要知道，那种拿工资专事写作的生活状态曾经令自己心仪多年，困扰自己的正是那种旧式情结。
自从卖文为生以来，非但没有享受一天文人津津乐道的散淡闲逸，反而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时刻紧张的境地，内心的弦总是绷的很紧。与早年间神往的那种慵懒散淡相距甚远，整个生活状态毫无舒缓与悠闲。以至于忍不住嘲讽自己最初爱文学是有毛病。的确，文学曾经给自己带来愉悦和快乐，但因此而来的却是更多痛苦。更重要的是，写作一旦成为赚钱的方式就变了味，原本的浪漫被紧巴巴的劳作挤压跑了，连发表文章的成就感也丧失了。
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只有将稿件卖掉，卖出好价钱才能生存。然而，一篇一万字的小说，《北京文学》只给400元，还不及在《家庭》发篇千字文。这就为自己喜欢文学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想写的挣不到钱！难道自己真的为流行报刊写一辈子？这根本不符合自己的初衷。
我是主动离开单位的，觉得在框子里受约束。当时人们不理解，自己我行我素，结果，现在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作为抱怨和倾诉的对象。其实，这个选择是在自己经历了下乡当知青、回城做工人、辞职经商、在杂志社当编辑记者之后的选择，应该说是一种理性认识，本该无怨无悔。可最终却因为内心需求和生存现实发生冲突而痛苦不堪。双重的精神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