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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为她丈夫的原因？（这可能吗？似乎很难想象。她丈夫似乎是……谁的秘书，和自己并无什么仇隙。）
（4）因为她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野心家”、“坏人”，需要揭发出来？（这也没太大可能呀，她根本没有那么极左教条。）
（5）因为她把他的信丢失在别人手里了？（这种偶然性就太难预料了……）
（6）因为别人抓住她的把柄讹诈她？
（7）因为“组织上”给她施加的压力？（这也不可能，组织上怎么知道她过去和自己的关系，会想到去找她调查？有可能。那份“内参”上不是说他搞过几个女人吗？按照这“线索”，调查组就可能寻到她和他的关系。）
（8）因为……
什么声音，客厅里电话响了？半夜了，谁来的电话？院里其他房间都黑着灯，他朦胧中有预感，赶紧穿过院子来到客厅，拿起电话。
“我找李向南。你是李向南？我是小莉呀。”是她，没预感错。
“谁的电话啊？”隔壁父亲的卧室传来苍哑的声音，老人被吵醒了。
“是找我的。”他赶紧捂住话筒答道。
“向南，我见到那份揭发材料了。我爸爸这儿也有一份，打印的。我刚发现。要不要我给你偷出来？不行？这样吧，我拿相机给你偷拍一份吧？”
这真是一瞬间的巨大犹豫。人一生中许多至关重要的抉择都要在这样的一瞬间作出。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总论”中写的条条了：要有高度的理性，要有高度的控制力，要做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家。他不能做任何有潜在危险的事情。一定要“非礼勿行”，谨慎再三。如果小莉此举真被别人知道，或者以后小莉一旦和自己闹翻，咬自己，不是好玩的。更重要的，自己原本就坦坦荡荡，无须搞任何小动作。
“不要。”他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
“不需要嘛，”他笑了笑，“你好好睡觉吧。”
他回到房间，看到自己列出的十几条。梁君因为什么要“揭发”自己？……所有的似乎都不大可能，所有的又都不能排除。太复杂了。而在事实上很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极简单的原因。
邢笠简直要爆炸了，在屋里来来回回走着。“你为什么瞒着我？”他冲妻子吼着。
梁君低着头哭了。
刚才邢笠找衣服，在箱底无意中发现一个小红木匣。“这里放的什么？”他问。“噢，那是我插队时的药箱。”梁君一惊，连忙答道，她没说假话。邢笠顺手要打开，梁君脸色一下变了，拿了过去，放在身后：“你别看了。”“为什么？”邢笠起疑了，“那里放的是什么？”“没什么。”“那为什么不让我看？”邢笠上来就夺。“我不让你看嘛。”梁君竭力想半开玩笑地搪塞开，看到邢笠真要夺过去看，她急了，紧紧抱住木匣。
木匣最终还是被邢笠夺了过去，打开了。
是一堆信。邢笠一封封看着，脸变了颜色。都是李向南写给梁君的，按时间顺序编号珍存着，还有李向南的一张四寸照片。好一个男子汉样。
梁君坐在一旁垂着头。
“我没瞒你，我和他过去……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说。
“我是知道。可你为啥还保存着他的信和照片？”做丈夫的妒火烈焰般上窜着。
“把它们都撕了还不行吗？”
“你撕，当着我面撕。”
梁君咬咬牙，拿起一封信撕着。
“先撕这照片。”
梁君哆嗦了一下，低着头一下一下慢慢把照片撕碎了，眼泪流了下来。
“你还难过。”邢笠更火了。
“我不撕了，你撕吧。”梁君趴在床上哭了。
“哼，我才不撕呢，我留着它们还有用呢。”邢笠突然毒上心来。
（二）自己有哪些可能被揭发的“薄弱环节”。
——他在纸上又写下了第二个小标题。对梁君揭发自己的起因无从判断，他只能从最坏处作准备：设想她以最敌视的态度，对他进行“最全面”（以至添枝加叶）的揭发。
又需列清单：
（1）“文革”中当过校文革副主任？（其间都干过什么？一一想。并无任何恶迹。后来不是下台了吗？他想着，对这一条作了排除。）
（2）插队期间？
（3）“国家资本主义”？（自己在给梁君的信中讲过，中国是社会主义，但需要搞些国家资本主义。）
（4）“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他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种危机同资本主义危机有不同，但无疑也是危机。五十年代末期不是经济危机？比例失调不是经济危机？）
（5）对某些政策的评论？（仔细想想自己私下的谈话。一条条想。最“出格”的、可能被整材料的有哪些？）
…………
他一口气写了七十点。梁君可能揭发的方面都涉及了，还扩大到更大范围：自己的一切“薄弱环节”。在省调研室工作，上大学，到古陵当县委书记，在北京的联络，写过的文章，发表过的言论……他有些出汗了。挨整时自审，危险丛生。
（71）“有野心”？
（72）“生活作风”？（他把和自己有过各种程度感情交往的女性逐个想了一遍。真荒诞啊。任何一个人如果被如此审查，都会不成样子。他感到了耻辱。）
还有什么？是否初中、小学时的事都要检查一下？搞政治，若不想平庸混世、顺时升迁，就要这样准备经受“磨”和“炼”？
他心中突然浮现起一件事——在一片迷雾后面，那是他始终不敢在心中正视的往事。小学时，一个叫胖墩的同学乘老师不在，溜进办公室，把还没判过的期末试卷上的错误改正了。此后，自己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拿这件事吓唬胖墩。胖墩本来有些呆痴，后来有些精神不正常了。上中学以后，听说胖墩（他没考上中学）精神失常了。他至今能回忆起吓唬胖墩时自己心中那狡猾的恶意：我去告老师，你偷改卷子。看着胖墩惊恐的模样，他就感到智力上的优越和抓住对方弱点的快感。他一次又一次地吓唬对方——只要两个人一闹矛盾——凭此征服了这个比自己有力气的对手。
每每忆及此事，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犯罪感，感到自己很坏。他总是很快地打断自己的回忆，那成了潜藏在内心的疚悔。
而这真正的罪过却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被用来整成“材料”。
好了，还是继续考虑眼前的题目吧。七十多点了。如果知道别人在哪几个点上搞自己，问题就简单多了。军事上，在漫长的防线上预断敌人的进攻点，从而配备自己的兵力，向来是件困难而又重要的事情。敌人的进攻往往只在一点，两点，但估计中却可能是几十点。未知向来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一群人围着一桌酒席，杯盘狼藉。
“我看这份材料就不错。”凌海喝得两眼发红，把一份打印材料撂在众人面前，“后面这些附件不用了。”
“就这么两点就行了？”邢笠拿起材料翻了翻。
“要致人命的，一点就够，两点还少？”凌海又仰脖干了一杯，“你们谁送上去？”
“我不能送……”
“你当然不能出面，这材料里有你老婆，你得回避。”
“我想办法送上去吧。”张老的儿子张克平沉吟了一下，说道。
“让你老子送？”
“不，我也不让他看。你们别管我怎么送上去，保证送上去就行了。”
“这份材料……”邢笠又有些犹豫。
“蠢蛋。”凌海骂道，“他‘文革’中组织批斗会，这一条不够？还有，野心勃勃，自以为最高决策者，满嘴狂言，这一条不够？这两条，能打倒就把他打倒了，打不倒，剩下的材料还可以其他方式、其他渠道再上嘛。”
一群人沉吟着，给最高层领导一人送一份，毕竟不是开玩笑。
“就这样吧。”不知是谁说，“搞不成再说。”
“你们真废物，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搞掉一个人了。最最容易的事就是罗织罪名，懂吗？再加一句：最、最、最——容易的事，就是搞掉一个像他这样露锋芒的人了。”凌海不耐烦地说。“依我看，政治就是整人。你们不是都搞政治吗？政治上的成功不在你干这干那，就在于搞掉对手。搞掉一个，进一步。搞掉全部对手，就是最后胜利。”
邢笠等人警惕地看了凌海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