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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而是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五十年假如将精力和国力都放在恢复生产上将有可能会落后于西方，但是任由崇祯逃到南方继续画江而制也不是办法，我脑子一转产生了一个歹毒的想法。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为什么不可以，朱载道不是给我留下了不少的遗产么，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利用呢，北方既然打成这样左右也是一个烂摊子，如同鸡肋，莫不如勇于放弃，南方的经济此时已经具备了发展资本的雏形，大有所为，占据了南方就能与具备了源源不断地战争资本，至于名正言顺那还不好办，我们大可以打着建文皇帝的幌子。更何况我还有山东和辽东两地成半月形的包围着北京，以此两地作为军事前哨应该够了。
这将是一场闪电战，也是一场人心之战，看谁动作快，看谁政策好，有了这个想法，我才跟众人商量。以鳌拜为首的少数民族派主张占领北京北方多平原利于大规模的骑兵作战，更背靠辽东山东利于补给，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然而以我为首的汉族派则主张占领江南，虽然暂时看来有些困难可是从作战能力的持续性上看还是南方划算，我们之间也产生了意见分歧，虽然没有像崇祯朝廷那样争论不休，但是众人也各有主张，据理力争。
在北京，崇祯异常烦躁，李建泰自杀前给崇祯写了一封血书由他的亲信送至京中，信中他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帝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他已经意识到北方守不住了，尽管这之前崇祯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
事实上崇祯私下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且和自己的儿子讨论过南迁的问题，自己说话已经不能反口，那么一旦北方不保，延续大明血脉的只有自己的儿子了，这一节他想的很明白，并且开始暗中操作。
南方的官员这时还摸不清皇帝的意图，李建泰的信给了他们再次议迁的借口，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成了南方官员达成的共识。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崇祯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崇祯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
就在崇祯决定死守的时候，我也终于说服了鳌拜等人，南方之利实在是立国的基础，再有邓家的帮助成大事不难，更何况我们没有必要去和皇太极打生打死，为了让他们妥协我甚至以瘟疫相威胁，大肆编造一路上见到了瘟疫患者，大规模的瘟疫不日即将降临北方。留在北方实在是没有任何益处，众人这才算罢。鳌拜则提出进攻南方当由他的新军作为先锋率先进攻。
注：三分归晋，江山一统，历经百年的三国争霸，终以司马家的胜利而告终。乱世既久，民心思制，百姓无不翘首期盼太平盛世的到来，奈何晋武帝司马炎后继无人，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北方的汉族从此进入了中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年代经历了如此之久的战乱，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年代发生了这样大规模的人吃人惨剧。
第七卷 血色中原 第八章 造反
山海关作为横亘在关内外的一道壁垒存在由来已久，从辽东入关就必须经过山海关，此时的山海关被认为是大明朝精兵汇聚的地方，他同时要防卫来自来辽东已经蒙古的双方面威胁，但是这时山海关总督，兵部侍郎孙承宗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
自打八旗入侵山西以来一封封告急信向他这里飞来，包括崇祯皇帝在内都催促他挥兵救援，但是孙承宗迟迟未动，他深知山海关的重要性，一旦自己离守，关外的袁崇焕绝对不会因为曾经是自己的旧属而稍微留情，他会毫不犹豫地进攻，以得到这天下第一关打开进入中原的咽喉要道。
这还不算，皇太极对山海关也窥伺已久，别看代善在山西猛攻猛打，那不过是声东击西，他们真正的意图也是在山海关，据探马报告至少有五万的塞外联军在承德附近集结，指挥的将领至今不得而知，所以孙承宗抱定了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任你如何折腾我就是不动，然而这一次他不动不行了。崇祯皇帝先后下了三道圣旨命他领军增援，只为朝鲜的军队再次于塘沽登陆。
崇祯自从上次北京之战后就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两年前，也就是北京大战刚刚结束后不久，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帝，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剩下的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
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8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据传，崇祯300多万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皇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这还不够，随后崇祯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3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给私吞了。
尽管大臣们私下里批评崇祯皇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在继南迁计划破产之后犹豫很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崇祯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30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10米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鳌拜带领一队新编骑兵以“活捉崇祯帝，打进紫禁城”为口号，从塘沽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京城。塘沽的守备经过当年北京大战已经大修过，可是奈何明朝政治糜烂不堪，士兵无饷可发，眼见敌军气势汹汹的冲上岸来，哪有傻的在那里等死的，胡乱的象征性的开了几炮都撒丫子跑路了。
鳌拜的作战目的十分明确，既不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不是掠夺财产，就是要将孙承宗从山海关调出来，所以突破塘沽后一路高歌猛进，连克北辰、武清，直抵廊坊，让大明朝的君臣再次意识到没有海防是多么的危险和脆弱，就如同可以在任何时间被剥光衣服女人一样，将自己的一切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崇祯这次真的急了，皇太极还在山西没有打过来，可我李开阳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他的腹地，直击其软肋。对于京城的防卫力量崇祯已经不做幻想，遂不断催促孙承宗率兵来援，要知道整个大明朝现在就两支军队所耗费的军费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