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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企业中，“组织败血症”的幽灵也同样无处不在。
当然，由于国有企业中存在的人所共知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美国GE公司的价值观中刺眼的名句“痛恨官僚主义”，使我们对存在于大中型企业中的“官僚主义”并不陌生。
但是若想杜绝“官僚主义”却非易事，在更多的情况下只能进行最大限度的预防或扼制。几乎所有伟大的长寿企业都曾有过感染官僚主义恶习的记录，甚至连IBM这样的企业也未能幸免。
IBM的第5任CEO郭士纳（LouisGerstner）曾经在他的自传《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中回忆自己在1993年愚人节（4月1日）入主IBM时所看到的情景，“（IBM当时的）这种机制从总体上来说，不关心客户的需要，而只注重公司内部争权夺利。只要一声命令，公司的所有项目就会立即停止运营；官僚主义体系保护的是各自为政，而不是鼓励合作；而且管理团队也主要是主持工作而不是实际地去采取行动。IBM甚至还拥有自己全部的内部语言体系。”——郭士纳最终凭借非凡的才干将IBM这头蓝色大象训练成优秀的“舞蹈师”，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这是后话。
然而，如果说企业面临“军阀主义”的威胁，则会让人不知所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并有“上纲上线”之嫌：企业怎么会和“军阀”扯上关系了呢？
正如前文所述，“军阀主义”的本质是在个人私利极度膨胀下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沦丧；其基本表现为据组织的一切为己有。如果说企业“官僚主义”表现为不负责任的得过且过的话，那么企业“军阀主义”则表现为非法侵占企业资产。在国有企业内，“官僚主义”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僵化和窒息；而“军阀主义”则导致了“内部人控制”之下企业资产（往往是国有资产或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失。
据《财经时报》报道，2005年的第一个月，“截止到2月2日，今年（2005年——引注）已有11家上市公司的12名高管落马。事发高管案例中，大多是由于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由外部监管机构查出。”这12名落马的上市公司高管，堪称“企业军阀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同时，他们的结局也同样揭示了“企业军阀主义”者在中国的必然命运：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00332）原董事长蔡志祥、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000522）原董事长李益民因重大受贿案，目前，正被广州市检察院审查。
1月15日，东北高速（600003）董事长张晓光涉嫌挪用公款被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日，山东巨力（000880）公告原董事长王清华涉嫌虚增利润骗取配股资格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第三章 杜绝组织的“败血症”（2）第三章 杜绝组织的“败血症”（3）第三章 杜绝组织的“败血症”（4）…
第一，德隆系骨干企业的盈利能力到底有多强？德隆的“三驾马车”――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股份神话般的业绩并不能令人信服。在更早一些时候，股民们已经领教了“欧亚农业”和“蓝田股份”等诸多“皇帝的新衣”。换言之，德隆拿的是什么钱去建立如此庞大的“企业帝国”。即使德隆的措辞夸张的“赚钱神话”是真实的，但与德隆资本运营所涉及的资金盘子相比较，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德隆靠什么去管理如此错综复杂的企业队伍？在德隆的对外说法中，提得最少的一个词恰恰就是“管理”。当然，毕竟有号称来自世界头号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加盟，德隆自圆其说的本领也还是有的。在它的所谓“后巴菲特模式”中就有一句话，叫做“首先是选择怎样的产业，然后是选择这一产业中怎样的企业，最后是选择怎样的资本市场手段。”言下之意是指它所选择的企业都有很好的管理。是这样吗？谁会信呢？即便是这样，不同管理模式之间尚且需要为“磨合”付出极大的心血、风险和代价。而这一切在德隆似乎都不存在。
当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德隆们并没有愚蠢到竟然会对这些最基本的原理都视而不见。可为什么却在他们的实践中却偏偏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可能从内心深处认为资本市场上的投机比埋头做实业“来钱更快”；或者说，在刚开始的投机行为中埋下了无法回头的种子，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因此他们的一切言行，都不过是在“做局”；而“做局”的目的，无外乎是从金融机构套取更多的贷款，从股民身上套取更多的“资本市场投资收益”——这似乎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生财之道”。
像德隆这种时时处处以GE为榜样（甚至从GE挖来高管人员担任要职）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GE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做出过如此匪夷所思的“业绩”：鱼龙混杂地将一大堆企业收编到自己旗下，形成一个“乱哄哄”的“杂牌军”。他们（尤其是那些来自GE的德隆高管们）同样不可能不知道杰克·韦尔奇的一段名言：“我们与杂牌公司有着本质的不同，杂牌公司是一些没有核心理念、没有统一步调的企业组合。而GE的各个企业却有着一套统一的价值观念。”
我们只能将德隆那些自圆其说的概念、理论或模式看做是“皇帝的新装”。在这场盛况空前的“时装秀”中，一场资本的灾难终于爆发了。
令人担忧的是，对于中国的企业界，至少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更多的皇帝正穿着根本就不存在的“盛装”前赴后继地登台表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然而，即便在那些抱着审慎和正当目的进行并购重组的企业之中，为什么也依然是成少败多呢？比如惠普与康柏的合并。现在就对这一事件的成败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但是，“始作俑者”，惠普公司原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的黯然离职本身，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华尔街在分析惠普与康柏合并的（可能的）失败的原因时，几乎都笼统而含糊地归结为两个不同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吗？惠普与康柏之间的所谓“文化差异”，能比得过国共之间的“文化差异”吗？
业内人士都知道，康柏的员工流动率非常高，企业文化影响就不如惠普那么根深蒂固，或者说康柏就根本没有主流的健康的企业文化。双方合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使康柏7万员工融入到惠普的企业文化中。虽然惠普康柏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文化融合小组”，但一切都不过是表象，或者说表面文章。
种种证据显示，这两家公司在合并前，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员工的态度和反应，至少是没有将这个问题放到应有的高度。
可是，员工才是公司的“细胞”。
它们和其他所有的公司一样，骨子里对员工有一种“地球离开谁也照样转”式的不屑。在匆忙而又千头万绪的合并中，没有哪一家公司向员工提供过“定心丸”计划。
对于员工来说，企业“并购或重组”的代义词就是“裁员”。普遍的企业并购重组中，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企业：给员工一个明确的计划或承诺打消他们的惶恐与焦虑。或许经理们是故意不这么做的，他们更乐意看到员工们身上的“危机意识”。
经理们毕竟手握员工“生杀大权”。正如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明明知道它们对于汽车司机的压榨已经远远超出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却还会在公开场合振振有辞地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是啊，汽车司机们不得不干，因为不干就要失业，失业就不能生存。谁敢不干？
这使我们想起当年国民党的“抓壮丁”，谁敢不干就让他家片瓦不留；谁敢当逃兵，就让他家破人亡。谁敢不干？
然而，国民党的结局是兵败如山倒；而共产党却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历史事件本身不会重复，因为时间不可逆转。
但是历史会以不同的形式演绎着相同的原理。****************第二部分 政 治 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