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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好像一团火焰，走到哪里就能燃烧到哪里，好交朋结友，即使不能深交也并不减少热衷交际的热情。这种人参与意识强烈，好抛头露面，可以和陌生人一见如故，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在陌生人面前，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望。他可能擅长演说，鼓动性强，无所谓谦虚骄傲，不善心计，大大咧咧。外向人有时也因其言行不够谨慎而得罪了人，他自己都不知道，但人们也因其本性不坏而容易原谅他，因而他的人际关系总是不至于太糟。他几乎不能安静地坐下来沉思默想，而只着重于行动。运动充斥着他的全部生活，成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走。对各种社会活动，有强烈的兴趣，他也可以拉起一帮人，成立一个学会、一个协会之类，无意中就成了这个学会那个协会的秘书长或副会长。
外向的人，总是喜欢把眼光盯在外面的世界上，他们怀着婴孩般天真好奇的炽热之心，带着少年般无所畏惧的勇气，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改造世界，从外面的世界里获取尽可能多的快乐。他们大都生活乐观，对未来充满了各种期望与理想。他们也是充分自信的人，认为依靠个人的不懈努力能够在崎岖的世道上开辟出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他们相信行动哲学，而不太重视内省和慎独的意义；他们是创造者，而且就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来说，他们也是伟大的成功者。梁漱溟对于这类人做过一个评价，他认为这些人“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在前面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双重性格或者内向成分重于外向成分，或者外向成分重于内向成分，或者在某一方面某种场合表现为外向型，而在另外的方面另外的场合表现为内向型。任何一位英雄豪杰、世界伟人都不可能是一个绝对内向的人或者一个绝对外向的人。一个既耐得寂寞和孤独而又能够果敢地投身轰轰烈烈的事业中去的人，其个性在内向和外向二者上得到了圆满的融合。你无法说他是内向人亦或外向人。在他的身上，内向和外向的界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内外向双重性格。这种人才是最能适应环境的人。
热烈型：这是个与任何人都合得来的人情主义者。为他人燃烧活力，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随波逐流，关心家人，重视乡邻关系。做什么事都不半途而废，一旦插手就坚持到最后。一般来说是个保守主义者，看见别人有困难，绝不坐视不管，必会施以援手。自尊心很强，看不下自己的家人或自己信赖的人遭人责难，不过一旦心情不好马上会暴跳如雷。
慎重型：这种类型的人基本上具有见异思迁的性格，情绪容易起变化，向往新奇古怪的东西。注意力很强却不能持续，犹豫难以下定决心，欠缺行动力。可是一拿商品给他看，马上就能决定买或不买。在感情上，对刺激的、新奇特殊的东西感到有兴趣。同时，做许多事时，容易手忙脚乱。强烈又易变化的感情，妨碍了精神上的统一，使他容易说慌，而且常变成口不饶人或者尖刻的批评家，常抱怨、不满，有时非常暴躁。同这种类型的人交往，需大费周章，不容易马上建立双向的关系。
浪漫型：这种类型的人具有容易兴奋的性格。因为个性内向，不会轻易把感情表现出来，容易感到孤独，但能与特定的亲友保持热烈的情谊。不喜欢变化，对于回忆或旧习惯感到亲切可爱。一旦心怀怨恨，一辈子都忘不掉；但如果愿意的话，是个誓言效忠、至死不渝的人。
现实型：这种类型的人不太容易感动，是需要经过考虑之后才有所反应的类型。警戒心强，接到名片时，一定会仔细地把名片跟人对照一下，观察力敏锐。不说与工作无关且无用的话，一开口便询问来访者的目的。
无魄力型：这种类型的人，对于目前的生活没有表示什么意愿，对工作本身也没兴趣，是一种逃避的性格。对工作以外的事物较感兴趣，常将责任推给下属，连签订重要生意协定也由下属出面。常被周围的人不信任，生意多交给部下处理。跟这种类型的人推销时，定要先找他的秘书或助手，之后再取得确认。有时他会被诱导到灯红酒绿的场所，若太迎合他，会有负面的结果。
志同才相与为谋——品谋贵人：从志到运品格高尚才能流芳百世
“谦虚待人，风范垂千古”；“虚怀兼听，品格树丰碑”。这是世人对周恩来总理的缅怀敬仰之词。这种发自内心的赞誉，固然是因为大家公认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功勋卓著，更因为大家公认他是一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虚怀若谷、品德高尚的楷模。
周恩来（1898～1976）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1924年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一直到1976年，始终担任政府总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谦虚待人的风范，感人至深。
周恩来善于兼听各方面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有两位副总理是民主人士，政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中，民主人士将近l／2。因此，在政务院召开的会议上，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有开明绅士的、有小资产阶级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周恩来总是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愿意接触党外人士，总是跟党员在一起，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所以思想有点闭塞。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对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的问题讲得比较多，也更为深刻。他说：既有不同的党派，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具体问题有出入，也允许有出入。共产党清一色，只能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在一次讨论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时，一位同志说：没有意见，同意总理说的。周恩来说：“我不喜欢你们一来就同意我的意见。那还要讨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才能受启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全面。领导人都那样聪明？都那样正确？”
周恩来在对待民主人士方面，格外重视同他们深交朋友。刚进城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在和党外人士交往中，他诚恳热情、谦虚谨慎、诚以待人、平等协商、推心置腹、求同存异、不摆派头、取信于人，通过对党外人士的关心、交往，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中，被人们赞誉为中共党内一块具有强大吸引力、凝聚力的“磁石”。
周恩来兼听各方面意见，其中格外重视反面批评意见。建国初期他就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空气，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个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他希望别人“将”他的“军”，如果下边的同志群而递条子就好了。他还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1962年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畏友就成为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是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良药。而我们有些领导人往往爱听赞美之词，甚至喜欢阿谀奉承，对批评的忠言则很反感。有的还打击报复，这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周恩来兼听的作风与他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是紧密相联的。谦逊是他能够听取各种意见的内在条件。一个骄傲自满、自视甚高的领导者是很难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的。谦逊、虚怀也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风的一个方面。周恩来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又享有较高的威望，然而他十分谦逊，从不自以为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他对工作中的建树总感不足，对缺点和失误从不回避。至于在党内，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讲得就更多了。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