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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作者简介
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科学？历史？文化”网站（shc2000）主持人。
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后投身于科学史研究，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获科学史博士，1994年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教授。科学史研究之外又涉足性学研究。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近年在科学史研究之外，颇致力于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方面的研究。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译著、文集等约30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还撰写了大量随笔、书评和杂文，并在京沪多家报刊杂志开设有个人专栏。较重要的著作有：《12宫与28宿》（立品推出）《天学真原》《性感：一种文化解释》《年年岁岁一床书》《中华科学文明史》（译著）《剑桥插图天文学史》（译著）等。
总序自序《云雨》
我在80年代末写了两册关于中国性问题及其历史情况的小书之后［1］，又转而埋首于几部天文学史著作的撰写中——天文学史毕竟是我的“主业”。不过在此期间，我仍在前一领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参与。如今当我终于又能够调用一部分主业之余的时间和精力，重新回到先前设想已久的课题上来时，很高兴看到国内在这一领域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就中国性文化史而言，近几年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高罗佩（R。H。van Gulik）两种著作的中译本以及大陆学者几种格局相似之作的出版（参见本书附录，特别是其文末注17）。
几年来，随着对中国性问题及其历史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之进一步深入，我常常会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与古人相比，我们今天在性问题上所面对的局面、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见到的表现等等，实际上竟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实这也不足为怪：无论经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变，今天的社会毕竟是从昨天演变而来的，传统的“根”是不可能彻底一刀斩断的，况且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有人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层极容易变，深层几乎不变”，确实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观念、乃至广义的性生活等等，显然与传统文化的深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不太容易变的。在这一出以千百年计的长剧中，人物衣冠固屡异于昔时，基本剧情却大体上依旧。
在一些以当代情况为论述主题的著作中，追述一些历史材料，是常见的做法。但是反过来，在以历史情况为主题的著作中，怎样适当安排对当代情况的论述，并且不至显得生硬突兀，就不太容易措手了。因为前者哪怕仅以历史材料聊作点缀，也显得顺理成章——至少需要交代一些来龙去脉；但对于后者而言，当代情况并非必不可少的内容。
现在，本书的主题和我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使我陷入必须勉为其难的境地：我的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将放在历史情况的研讨分析之中，但同时将引入对当代情况的观察和思考，或者说对当代情况保持某种“观照”。这种做法与一些西方学者的所谓“历史方法”（指用追溯历史的方法去理解或分析某些现存问题）可能稍有相似之处。不过另一方面，在对历史情况的论述中，我更愿意适度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目光和着眼点。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为本书所论主题寻找一种新的视角、或者说新的分析思路。“性张力”的概念在我脑际盘桓了四五年之久，逐渐在此基础上浮现出一个看起来较为可行的“工作假说”。按照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中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工作假说”和客观实际不是一回事；客观实际（或历史真相）是尚待探索认识的对象，而只要有助于增进对这一对象的理解，或者能导致新的发现，就可以是一个有用的（成功的）“工作假说”。将此“工作假说”之法用于人文学术，在现代学术史中也已经极为常见。对于本书中以“性张力”概念为基础的分析思路、视点或框架，亦作如是观可矣。
“工作假说”使我联想到对待西方学术理论的态度问题。常见的做法，似乎大致可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训来概括。这古训固然不错，但至少并不全面。因为它隐含着对“石”盲从偏信的可能倾向——不问“石”之好坏利钝以及是否陈旧过时，拿起来就“攻”。结果常常并未能真正攻玉，而只是（很少有说服力地）去佐证“石”之锋利或正确。其实“他山之石”本身往往同时也是一块待攻之玉，比如文化人类学理论，本身就在不断发展；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料在作为“玉”的同时，又何尝不能起到攻玉之“石”的作用？中国史料之丰富、久远和持续，是世界众多古代文明中罕见的，但理解中国古代史料又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方学者对这些史料的应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古代各方面问题（不仅是本书所论的领域）时，视中国史料与西方理论互为石玉，应该是可取之道。
1994年1月8日于上海
【注】
［1］江晓原《性在古代中国》（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中国人的性神秘》（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台北：博远出版有限公司，1990；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总序前言《云雨》
新 版 前 言
江晓原
本书初版于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转眼之间竟然已经十年过去，而离开我写第一篇研究房中术科学价值的文章（《中国十世纪前的性科学初探》），已经20年了！蓦然回首，真有令人十分惆怅的感觉。
本书问世之后，十年之间，既得到过国内外真正的性学研究者的好评，也曾很荣幸地被盗版书商垂青。我迄今已经出版过三十余种书籍，有幸被盗版书商垂青的，据书业朋友告诉我，只有两种——其一就是本书，其二是2003年的《性感：一种文化解释》（海南出版社）。这样看来，所谓“双效益图书”，本书或许差能近之矣。
在写作本书之前，我原有一个颇为宏大的“中国性史三部曲”研究、著述计划。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已经写了十余万字，而本书的主要内容则是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由于写作顺序颠倒，更重要的是考虑到让每一部都可以独立阅读，我在本书中对前面两部的主旨也有简要论述。今后另两部也打算如此安排。
然而，由于性史研究毕竟不是我的本业（本来是业余的，至多也就如朋友们所美言的算是“第二专业”），所以尽管20年来我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并且随时将它们置于详细的分类之中，也不时写一些有关性史的文章，甚至还出版过尝试“时尚写作”的《性感：一种文化解释》一书，但是我经常苦于拿不出大块时间来用于性史著述，以至于弹指间十年过去，计划中的前两部始终未能写成。而国内性学界及有关方面依旧对我十分关爱（我至今仍尸位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等），每念及此，既愧对友人，也愧对自己——日日陷溺红尘，蹉跎岁月，近几年尤为严重。
在本书中，我曾认为，中国人在性观念的解放道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结论放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依旧是正确的。事实上，这十年我们又有了更大的进步。但是，毋庸讳言，继续进步的余地还是很大的。这里仅拿手边一件小事为例，以见一斑：
在本书完稿后，上海有一家杂志向我约稿，命题作文，要我写张竞生。热心的编辑还向我提供了有关的资料。于是我写了长文《张竞生其人其事》，不料交稿后杂志却不敢刊用了，据说是“怕出问题”——其实后来该文多次在别处发表和转载，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可见对于开放的程度，不同的人认识是大相径庭的。
前些日子，很意外地接到张竞生哲嗣（次子）张超的来信，告诉我台湾大辣出版社征得他的同意，出版了《性史1926》（即张竞生当年《性史》第一集的新版）。张超要求一定要将我的《张竞生其人其事》一文冠诸篇首，出版社也同意了。因为张超认为，拙文《张竞生其人其事》“是改革开放以来数百篇对家父（张竞生）的评价文章中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