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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已故韦尔曼太大的医生吗？”
“是。”
“六月间，您到H庄园出诊时，看见过被告和玛丽在一起吗？”
“看见过好几次。”
“被告对待玛丽的态度如何？”
“非常自然而有礼貌。”
“您从来没发现法庭上多次提到的所谓被告有出自于嫉妒的仇恨心理吗？”
洛德抬起头断然地回答道：
“没有，从来没有。”
埃莉诺想：“可是他发现过，发现过……他为了我在说谎。他知道……”
3
休息过后又开庭了。
著名的病理解剖学家阿伦医生一个细节不漏地讲起死者胃里的存留物：面包、鱼肉糜、茶水、吗啡的成分。他说，大约有四分之一克吗啡进人了肌体，而十六分之一克吗啡的药量就可以致人死命。
情绪亢奋的辩护人站起身来说道：
“没有任何能证明吗啡就是含在鱼肉糜里而不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被害人肌体的迹象吗？”
“没有。”
“这么说吗啡完全有可能像药片一样是被吞服下去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为了交互讯问．公诉人塞缪尔发言：
“您认为吗啡是随饮食和茶吃下去的吗？”
“我坚信这点。”
“谢谢您。”
4
警督布里尔宣誓后，靠他在长期执行公务中练出来的口才，熟练地提出了证言：
“报案……被告说的话：‘这可能是腐烂的鱼肉糜吧，……搜查……一个鱼肉糜罐头瓶已经洗干净了，另一个还剩半瓶鱼肉糜……继续在餐室里搜查……”
“您究竟发现了什么？”
“在地板缝里，我发现了一块小纸片儿。”
小纸片递给了陪审员们传阅。
片剂
盐酸
吗啡1／2
“依您看，这是什么？”
“这是贴在装有吗啡的玻璃管儿上的商标。”
辩护人不慌不忙地站起来问道：
“这纸片，您是在地板缝里的找到的吗？”
“是。”
“您没发现玻璃瓶或者是玻璃管儿上贴的这个商标的其余部分吗？”
“没有。”
“您发现这个纸片时它是什么样子？”
“若不是沾上了一些地板上的灰尘，那这个纸片是很干净的。由此可见，纸片掉在地板缝里的时间不长。”
“您要说这个纸片是在您发现的当天而不能早于这天掉在地上的？”
“是这样。”
辩护人不满意地嘟囔着坐下了。
5
霍普金斯坐在证人席上。她的脸通红，嘴唇紧闭着。
“您叫杰西·霍普金斯吗？”
“是。”
“您是有毕业证书的区护土，居住在梅登斯福德的罗斯住宅吗？”
“是的。”
“本年六月二十八日，您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H庄园的大厅。韦尔曼太大犯病，我去那里协助奥布赖恩护理病人。”
“您随身带着一个小药箱吗？”
“是的。”
“请您向陪审员陈述一下里面装着什么。”
“绷带、注射器，还有一些药品，其中包括一个装有片剂吗啡的玻璃管儿。”
“您把小药箱放在什么地方了？”
“在楼下大厅里。”
“这是二十八日晚上。您又在什么时候开的药箱？”
“第二天早晨，正好是临走之前。”
“那里缺少什么吗？”
“缺了，缺一管儿吗啡。”
“您和谁说过这件事吗？”
“说过，我和护理病人的奥布赖恩护士说过。”
“您的药箱是放在人们经常来往的大厅里了吗？”
“是的。”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接通而至的是一个一个的回答。霍普金斯护士如何伴随玛丽来到更房；埃莉诺来到更房；埃莉诺邀请玛丽和霍普金斯共进午餐；埃莉诺首先递给玛丽一盘三明治；埃莉诺提出洗食具，接着她请霍普金斯护士帮助整理楼上的衣物。
埃莉诺想：“是的，这一切都符合实际。霍普金斯护士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她坚信我是有罪的。她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这是最令人可怕的。”
埃莉诺又抬起了头。她在法庭的另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以沉思、善良和同情的目光望着她的波洛。
就在这个时候，贴着那一小块商标的硬板纸传到女证人霍普金斯的手里。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制药厂的商标。”
“您能告诉陪审员这是什么商标吗？”
“这是装吗啡的玻璃管儿上贴的商标，和我丢失的那个相类似。”
“您相信是这样吗？”
“我完全相信是这样。”
法庭宣布休庭。
第二章
1
次日，辩护人得到了交相讯问女证人的发言机会。他尖锐激烈地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时，他那宽容的态度——扫而光。
“对于这个人所共知的小药箱，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六月二十八日，这个药箱是否在H庄园的大厅放了一夜？”
“是的。”霍普金斯确认说。
“您是否习惯把危险药品乱放在别人顺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当然没有。”
“哦，当然没有。可是偏偏只有这次发生了这样的事？”
“一般来说是这样。”
“这就是说，屋子里的任何——个人只要愿意就能拿到吗四月？”
“我估计是这样……”
“不要估计，是‘是’还是‘不是’？”
“是。”
“有人知道您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我不清楚。”
“您对谁说过这个吗？”
“没有。”
“这么说，埃莉诺小姐不会知道那里有吗啡啦？”
“她可以打开药箱看一看。”
“这个可能性很小，是吧？”
“我……我不知道。”
“可是有人能够更准确地知道药箱里有吗啡，比方说洛德医生。您不是按照他的吩咐用的吗啡吗？”
“当然是啦。”
“玛丽也知道您那里有吗啡吗？”
“不，她不知道。”
“她常到您家去吧？”
“不常去。”
“真的吗？可是我可以断言她常到您家去，而且她比任何人更清楚您的药箱里有吗啡。”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
埃德温停了一会儿。
“早晨您对奥布赖恩护土说过丢失吗啡的事了吗？”
“说过。”
“我确认，根据当时的情况，您对她说了下面的话：‘我把吗啡忘在家里了。我得回去取。”’“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难道您没推测说吗啡放在您家的壁炉台上了吗？”
“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吗啡了，我才推测一定是放在炉台上了。”
“实际上连您自己也不清楚这管儿吗啡的下落。”
“不，我知道，我放到药箱里了。”
“那么，您为什么推测说您忘在家里了？”
“因为我当时想，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我应当对您说，您做事太不经心了。”
“完全不对！”
“您说话也是这样。”
“根本不是这样。我从来是不经过思考不说话。”
“您说过，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也就是玛丽死的那一天，您让玫瑰刺儿扎了？”
“我看不出这与案件有什么关系。”
法官插话问道：
“这对审理案件确实重要吗，埃德温先生？”
“是的，阁下，这是我辩护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想证实该证人的证言是不可信的，”他重提了上面的问题：
“就是说，您仍然肯定您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让玫瑰刺儿扎了？”
“是呀。”霍普金斯挑衅地回答道。
“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在我们出更房去客厅之前。”
“这是什么样的玫瑰树？”
“是爬在更房附近栅栏上的开着粉花的玫瑰。”
“您能肯定这点？”
“完全肯定。”
辩护人突然从另一方面袭击证人：
“死去的玛丽姑娘确实在七月六日写了遗嘱吗？”
“是的。”
“她写遗嘱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也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您相信这点吗？”
“无稽之谈：““这就是玛丽写的，由服装商店售货员埃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证的那份遗嘱吗？也就是决定把所有财产遗留给伊莱扎·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