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淖裳ǖ饶秃谩９疑系缁昂螅械愠龊跷业囊饬希蛭锨氨驳哪俏还式唬谖蚁胂笃鹄吹氖焙颍Φ备俏焕锨氨驳乃晔畈惶啵堑缁澳峭罚词歉鏊倒锏哪昵崤浴�
于是我就在咨询台那儿等候，顺便也调戏了一下机场的地勤小姑娘。接着我被人拍了拍肩膀，我转过头去，虽然我知道是我要等的人来了，但是看到她的时候，我还是惊讶了。
她看上去估计二十六七岁，而我当时二十四岁，个子比较高挑，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最要命的还是紧身的。中短发，头发的末梢，看样子是烫过，略微卷曲。化了点妆，却是淡淡的那种，眼睛很大，睫毛很长。从我多年研究日本女性的经验来看，她的睫毛绝对是真的，但偏偏又很长，于是我站在她的面前，看着她眨巴着眼睛，有种扇扇子的快感。虽是短发但是却把一部分头发塞到了耳朵的后面，于是我还看到了她耳朵上那个朱红色的耳环。脖子上有细细的一根项链，左手拉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箱子上贴满了各地的托运标签，手腕上也戴着一个大概跟耳环差不多材质的红色手镯，另一只手上提着一个金黄色链子的红色小手包，脚上也是穿着红色的高跟鞋。
如果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个女人是属于“美女”那一类的，我这个人很奇怪，对待男性和女性就外貌来说还是有差别的，在我看来，男人只有“帅”和“不帅”的区别，而女人除了“美”和“不美”以外，还多了一个“丑”。所以我必须承认，当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弹出了美女这两个字。而从她的穿着来看，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有一定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强迫症，否则这六月的天气，怎么会穿的好像番茄炒鸡蛋一样。
于是我装作镇定，对她伸出右手呈握手状，对她说吴春生老师你好，你叫我小李就好了，这次来重庆，X老师特别嘱咐我来负责接待你，你来这边的打算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尽力给你办妥的。谁知道她扑哧一声笑出来，伴随着一个用手捂嘴的动作，这也让我看到了她的手指甲，当然，也是涂成了红色，很像是要来复仇的女鬼。她对我说，你误会了，我不是吴春生。接着她把身子一侧，指着她身后说，这位才是吴春生。我越过她的身子看过去，她身后不远站着的一个不算很高，但是挺矍铄，带着金丝边的金属框架眼镜，镜片是茶色的，头戴一顶棒球帽，穿着黑色夹克和牛仔裤大头鞋，夹克里是一件白色衬衫，手里拧着一个墨绿色旅行袋，还带着一根拐杖的老人。番茄炒鸡蛋姑娘对我说，这个老人是她的爷爷，她叫吴雅婷。
我瞬间有点慌乱，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挺丢脸的一件事，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丢脸，那会让我非常痛苦。于是我走到吴春生老人跟前，接过他手上的包，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腋下，打算扶着他走，他却微笑着跟我说，年轻人，不用了，你看我用拐杖，其实也就是稍微省力一点，我身体还行，不用搀扶。
奇怪的是，眼前的这俩人，虽然是祖孙俩，但是口音却用挺大的差别，老人说话的声音字正腔圆，一股子北方味，但孙女却有点嗲气，估计那国语水平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吴小姐走到我身边说，他们是转机过来的，所以比较劳累了，既然老前辈让我来接待他们，于是希望我先带他们到酒店安置，我说好，赶紧接过她手里的拉杆箱，然后带着他们走出航站楼。
我把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没被警察叔叔给开罚单甚至拖了去我感到很庆幸，因为那并不是我的车，而是我借的我舅舅的车。我总不能开着我那二手桑塔纳去接人吧。上车后我问吴春生老人说，请问您的酒店是在什么位置，他告诉我，在解放碑。我迅速在脑子里回想了一下解放碑附近的酒店，万豪、洲际、海逸等，这老人祖孙俩看上去日子过得不错，想来是不会去住那种不带星的酒店的，于是我问他说，是万豪还是洲际呢？老人呵呵笑着说，都不是，在炮台街那一带，我们已经定好了快捷酒店了。
快捷酒店，看样子这祖孙俩也不是胡乱花钱的人。不过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身为一个重庆人，我竟然不知道炮台街在哪。于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吴春生老人说，对不起吴老师，我不太清楚炮台街在哪，解放碑那一带我比较熟，可是我好像还没听说那边有个炮台街，您是不是记错了？他笑呵呵的，声音洪亮，他说没记错，就是炮台街，你们现在叫沧白路。我说收到，现在就去。但是我心里在嘀咕，沧白路就沧白路嘛，你偏得跟我说什么炮台街。
于是在路上的时候，吴老告诉我说，几十年前他还在重庆的时候，那地方就一直被人叫做炮台街，但是并没有炮台，而是在古时候那儿面朝嘉陵江，又在半山腰上，所以视野开阔，是个军事要地，于是古时候的将军就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大炮，就叫做炮台街。而现在的沧白路就在洪崖洞的上方，那儿的确有吴老说的那家快捷酒店，我心想人家大老远来一次重庆，洪崖洞是个不错的地方，而听吴老先前的说法，说他几十年前就在重庆，我想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到沧白路感受一下老重庆，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机场到沧白路还是有一段路的距离的，所以我尝试着跟他们聊天，也乘机打听下他们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由于之前注意到祖孙俩的口音有些不同，于是我就问吴老，说你们是哪里人？吴老告诉我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我再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他已经83岁了。我说老人家身体挺仙健的啊，他乐呵呵的就没有再说话，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俩眼呆呆的望着窗外，一副感情饱满的样子。于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打扰，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几十年后重新踏上重庆这片土地的故人，那么他和这座城市必然有着那么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城市不同，他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这次回来，才倍感怀念吧。当然，除了透过后视镜打量后排座窗边的吴老外，我也偷偷瞄了瞄副驾驶上，吴姑娘的大腿。这很容易造成车祸，我是知道的，所以我特别把车速稍微减慢了一点。
吴小姐跟我说，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这次回内地来，一是为了寻根问祖，二是拜访旧人。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也走不开，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
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对于台湾，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而台北是一个城市，中华台北，根子还在中华，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对于政治问题，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三八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是傀儡的政权一样，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我向来还比较客观，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到老了，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恰好那一年，一个叫宋楚瑜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乡亲们，楚瑜回来了。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至少我从那句话里，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他回答我说，1951年。我试探性的说，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问他，是不是当年的**，跟着老蒋撤退了。他沉默了一会说，49年的时候，他没能走成，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才辗转去了台湾。
我没继续往下问，因为他说是“躲”了两年。
估计这当中的细节我再问下去就叫做窥探**，而且说不定人家还对我产生反感了。不过就这么几句问答，我对这位吴春生老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因为士兵若非是功勋卓著，还是没什么机会跟着大部队撤退台湾的，而我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功勋卓著。因为这样的优秀士兵到了台湾以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