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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父母其实是件太难太难的事 我们太少考虑怎样做父母， 因此给后代留下了太多的灾难而不自知，真正是浑浑噩噩而已。有时看到那些带着脏兮兮的孩子兴高采烈逛游乐场的父母，看他们一手抓五六支羊肉串吃得满脸流油孩子也辣得涕泗横流时，你觉得这比杀人还残忍。中国有太多这样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将又会变本加厉地发扬光大做这样的父母，而许许多多李大明这样的天才则会与这样的孩子混作一团甚至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一个种群里出现一个高档的变种，是难免被窒息而死的，一人一口吐沫都足以形成大海把你淹死。
这样看来你又该感谢你的父母。他们既过早地让你懂得了恶也让你厌了恶。于是你得以与庸俗游戏而不被庸俗淹没。
一个人的生存模式似乎在少年时代就固定了，他的劫数似乎总以同样的性质形式出现着重复着，像从小在戏班子里学戏，学了什么角色就永远或生或旦或净或丑地演一辈子。只有戏牌的不同，同台演员的不同，但扮演的永远是一类角色。
这个城市就是你的戏班子。
那时候你就扮演了介于冯志永和李大明之间的角色。以后的你永远在这两类人之间调和看妥协着。这两人又似乎都对你有一种扭力，让你无法抗拒又无法完全产生单一的认同。因此你永远无法安宁，无法像任何一种人那样活着。所以你选择了流浪，直到有朝一日能自己主宰自己。
童年的张力， 真是太强太强 它决定了人一生的人格。一生中的劫数、克星与走运似乎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最终老去的死去的是一个个肉身，而世界依然。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上帝啊，果真有什么东西在冥冥中安排着这一切 如果真有， 那就明明白白地昭示给人类，让他们不要像西西弗斯一样反抗自己的命运
十六年一晃而过，当年的这些同学，无论走得远的还是寸步不离这座城的，他们的本性并没变，改变的只是外形和面孔而已。无论受了教育的没受教育的，你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看到他们当年的影子。生长在那个年代的少年，过早地成熟了一颗心。
而95班的人则更是变本加厉。天晓得各路英豪怎么都汇集在95班，天晚得它怎么引起了方新这个“摘帽右派”的注意，成了他的实验品。95班成了一座炼狱，这样的大熔炉中还能不炼出几块金刚石来？这一班人成熟得太早太快，与肉体的发育不成比例。谁又说这全是方新的过错？这座城市的历史太久了，这座城市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野蛮，经过了太多“革命烈火的洗礼”，“文化大革命”又是全国死人最多的城市。
小时候曾为北河的巨大名声感到骄傲。那么多那么多的书是写它的，让人读得真想叫时光倒流。置身于那个城墙和护城河环抱的小城中，读《红旗谱》、《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看完了，就满城去找那书上写的街道，竟找到了不少，其中有条唐家胡同竟然真的就是与你家一墙之隔的胡同。还有那个热闹的城隍庙，古色古香，好大好高的一片去处，高门大庙，雕栏玉砌，大大小小的石狮子，恰似故宫的大殿一般宏伟。记忆中，那七百年历史的城隍庙早已凋敝，屋顶蒿草丛生，庙门里住了挤插插的人家，煤炉子就支在门楼里做饭。可那种繁华热闹却依旧是小城一景，放风筝摆小摊吹糖人儿耍杂耍儿的熙熙攘攘，依旧可据此绘一幅小小的“清明上河图”出来。很古朴，很闲适，也很市井，透着一种俗美。这样一片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的找乐儿之地，竟被一通破坏，拆拆建建，圈成一处市里的宾馆，弄得雅不雅俗不俗，可惜了儿的一处圣地古文物就这么给破旧立了新。城墙没了，城隍庙拆了，这是这座城市最悲哀的两件事，从此这座古城再难有魅力。不过书上写的那些传奇般的街道还在，你还可以访古，想象书上的人怎么在这迷宫样的小城里奔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居然照着书上的线索去搜坏人，今天撤出个汉奸刘魁胜，明天又揪出那个“哈叭狗”，后天又断定谁谁就是妓女二姑娘，全对号入座，给他们穿上戏装押上大卡车跟打了花脸被了戏袍的省委大官一块儿游街，看得大人孩子好不开心。
这种文戏后来演变成武戏，人们从“文攻武卫”发展到大炮轰，机关枪扫。军队分成两派，发枪发子弹，满城枪林弹雨，满城高音喇叭彻夜放着哀乐，“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
的烈士雨后春笋般涌现，广播中仍在高呼“烈士回眸应笑慰，革命自有后来人！
革命者是赶不尽，杀不绝的。革命木怕死，只为主义真！”城里总有地方在向烈士遗体告别，百姓们便赶场似地去观看。山一样海一样的花圈，半城的来苏水味，整个城就像战场加太平间。死去的人千姿百态地展览着，头炸开花的，浑身打得铁青的，折胳膊断腿的，作为敌对派的罪证展览着。满城贴着烈士们的黑框照片，死的全是些风华正茂的青年。
胡同口上小院里刚刚死了一个女儿，才二十一岁的棉纺厂工人。那个叫什么兰花的姑娘，在那一堆死者中是最纯美的一位。
真无法想象她死得那么惨，是在被另一派包围在楼里许多天断粮断水的情况下，她偷偷溜出楼到食堂附近的垃圾堆上捡烂土豆时被发现一枪射中的。人们纷纷传说，枪子儿是她弯着腰时从后面打进又从头部穿出的。“文革”中这样死去的人都算烈士，家门口挂上了小红牌“革命烈属”。“文革”后每逢到年节，学校里就号召大家去“拥军优属”，小学生们就成群结队地见挂红牌的家就进去，帮人家扫院子，擦玻璃、挑水。你就总是找几个同学第一个进那个兰花家去，帮她的老娘于这干那。
你发现那个破破烂烂的家中一无可取，只有见面墙上挂着兰花的照片才是光彩夺目的。那个老妈妈一定想女儿想疯了，墙上到处是同一幅兰花姑娘的照片。你凝神屏息，与那照片对视，多想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姐姐！怎么平时竟没见过她？逢年过节，一年中你那个小组总要去这家干几次活儿，你甚至用自己的零花钱给这个老妈妈打了酱油偷偷放在灶间。她永远也不知道是你干的。几年后，满世界的烈属红牌牌一夜间烟消云散了一大片，这里没有几个“革命烈属”兰花家小院门上的那个牌子自然也是被摘了的。过个节想找家军烈属去打扫打扫都要寻它千百度才行。听大人们说，这类武斗中死的，白死。第一夫人来这小城讲话了：你们两派都是好人，是让中央里的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闹误会了，联合了吧，别打 那两千多人就稀里糊徐白白送了命。尤其那个兰花姑娘，最让你可惜。
“文革”结束多年，北河城里依然争斗不断。市政府门口经常在一夜之间贴满大字报，伸冤的，昭雪的，一会儿轰下台一个领导一会儿揭出某某在台上的大官是血债累累的别子手，原先联合了的两派仍旧在“看木见的战线”上战斗，那个联合政府总在摇摇欲坠中残喘。于是外面派来的一把手二把手之类便走马灯似地来主持联合政府，没一个能呆得长久的，总是一个个落荒而逃。一个外省调来的大官儿，驾到的第一天晚上人在剧场观赏河北梆子《艳阳天》，走出剧场时他的伏尔加早不翼而飞。第二天全城就传遍了这条号外。在一个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猪肉半斤鸡蛋的城市里，人们最大的精神快乐就是传送这类激动人心的消息，就像当年人们给省长抹了花脸押他游街示众一样兴高采烈。
这里的人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这里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
中学里那些在你们眼里学富五车的倜傥风流老师们，“文革”
前也都是市里有名的业务尖子， 是这小城中的教育名流 他们也精神抖擞地战斗着。市委门前广场上的每个动静都会在这里掀起一阵风。他们在办公室里一边批著作业一边商量着要把当年对立派中上去的什么书记主任拉下马；而另一派的也在另一间屋里整理着教具商量对策。这些人的议论从不背着学生，他们甚至向学生干部打听别的老师上课都说些什么。
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终日肥头大耳口若悬河的政治教师，据说是当年市里写作班子的笔杆子，因上司倒台贬到中学任教的。无论上头开展什么运动，作辅导动员报告时他总是出口成章高瞻远瞩地大发议论。上政治课一半时间讲讲课本，大部分时间讲时事，也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