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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并不介意在某些场合继续使用官方汇率计算法，它也许有助于我们保持那份谦虚向上的精神。中国人习惯了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所以中国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对于自己的真实实力一定要有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既不夸张，也不缩小，从而给国人和外界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介绍。况且采用购买力平价有利于纠正现在统计中的一些偏差，从而避免中国自己的决策失误。比方说，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中国的外贸占GDP的比重达60％—70％。这个数据显然夸大了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事实，但我个人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和美元计算的，而中国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的比例自然被放大了许多。
采用购买力平价也有利于防止外国势力误判中国，有利于避免地缘政治危机。安格斯·麦迪森就谈过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当年误判了中国的实力，这可能导致了他后来与中国在香港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冲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文，称“英国的GDP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中国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合计”，而根据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计算，当时英国的GDP大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中国的GDP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总和的6。5倍。
我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更为实事求是的购买力平价法将是国际统计界的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勇气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标体系，超越西方指标体系影响下产生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各种指数。我们要真正地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地开发更为客观准确的指标体系，并从标准上来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比较。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如果要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融入两个因素，现在的许多评估和排名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二是房产。中国人房产一般占家庭净资产的60％左右，任何一种涉及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如果不能反映这个事实，就无法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我们比较瑞士和上海，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上海为75％，相当多市民拥有的房产还不止一套。尽管瑞士名义GDP比上海高5倍，但吃饭和理发比上海贵10倍，住房自有率只有上海的一半，所以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明显高于瑞士的平均水平。
还有一项硬指标，那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都达到了80岁，超过纽约。根据我的观察，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的，一定是发达国家水准，全世界没有例外。所以我们要努力建立一套实事求是的指标体系，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状况，这将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
如果说GDP更多地反映了量的变化，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出现的许多质的变化。韩国《中央日报》2010年2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华为’现象”，对中国发展从量变到质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去年年底，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出一条让西方IT行业震惊的消息。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获得瑞典的第四代通讯网建设项目。以拥有世界最高通信技术水平自居的爱立信公司便位于瑞典。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公司击败全球技术水平第一的公司？业界自然会对此感到惊讶。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华为具备了不逊于竞争对手的技术水平，这一切才成为可能。中国还由此产生“华为现象”一词。不仅仅是IT，电动汽车业的比亚迪、去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脐带血库企业集团、太阳能产业的领头羊无锡尚德等正成长为世界级技术企业。去年开通的武广高速铁路中也出现“华为现象”。武广高铁平均时速达350公里，超过德、日、法等发达国家。透过高铁，我们似乎看到中国的技术开发速度。“不过十年时间，怎么能……”业界既感叹又称赞。
中国的超级跃升是有秘诀的。中国并不是单纯地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而是一下跨过技术开发过程的三四个阶段，一跃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飞跃。以市场换技术，再把尖端技术移植到中国企业。专家认为，中国在汽车、造船、钢铁、航空等大型产业实现了飞跃。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是国家领导力。过去十多年，研发投资年增长率达20％左右。此外政府还直接参与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工作。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正是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进行技术研发，才制造出“瑞典冲击”。在中国各个行业，都活跃着一个又一个“华为”。尽管如此，韩国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假冒伪劣国家”。只有改变对中国的认识，才能懂得真实的中国。
应该说这种量和质的共同进步才是中国震撼世界的力量所在。
五、迈向第一
安格斯·麦迪森采用购买力平价法对世界经济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跨长度的比较研究，并得出了不少令人回味的结论。他认为早在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就已超过日本；到2009年又超过了西欧12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总和（英国、瑞士、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奥地利）；到2015年将超过美国；到2030年，将是美国的1。13倍。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安格斯·麦迪森的这个评估正好验证了毛泽东主席当年的预测。
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报告也预测，中国最早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高盛公司2003年曾预测，中国GDP会在2041年之前与美国相当。然而，五年后的2008年，高盛公司又作了类似的预测，但把时间表提前到了2027年。对中国超越美国预测最乐观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他于2010年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预测：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40年，中国GDP将达1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40％，为全球第一，远超只占14％的美国。福格尔预测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8。5万美元，为欧盟的两倍多，也超过日本，但仍不及美国。福格尔说，“这是二三十年后的前景，但它正以超过我们想像的速度来临。”为什么福格尔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呢？他的理由是做预测不仅要考虑量变，还要考虑质变。他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每个工业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农业劳动者的5倍，这意味着从农村每转移出一个劳动力，就会创造出5倍的生产率。”现在还难以判断福格尔的预测是否靠得住，但他在1999年曾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达到1 000万辆，比当时所有经济学家都乐观，尽管1998年中国汽车的年产量才50万辆。但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国到了2009年已经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当年销售了1 350万辆汽车。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2010年8月也预计到2015年，美国GDP将占全球的18。3％，而中国将占16。9％。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最迟在2018年超过美国。她的计算中预设了中美双方大致保持现在的增长率，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年升值5％，那么中国GDP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并在2021年超过美国一倍多。中国经济学家王建也指出：中国的工业净产值在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