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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良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你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西方1980、1990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二十年，美国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它自己带来的灾难。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对中国可能是灭顶之灾。
过去三十来年，中国已经大体上摸索出了一条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具体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其背后的一些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和谐中道”、“整体思维”等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启迪，对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问题都会有帮助。这一点我在下一章中将探讨。
三、高铁奇迹与中国标准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了一回新干线，亲身体验了一下这种像风一样飞驰的高速列车。他深有感触地对周边的人说：“这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可以告慰邓小平的是：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跑，在追赶发达国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三十二年过去了，邓小平乘坐过的日本的新干线还维持在时速250公里，而中国自己开发的高速铁路已经跑出了每小时394公里的速度，中国高铁总里程也很快超过了欧洲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震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相当不安地说：我们没有理由让中国拥有最快的铁路。他想以中国的迅速崛起来激励美国人的奋斗精神。
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速度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历史书上把1848年到1875年这段速度大提高的时期称为西方的“经济革命”时期：钢铁产量剧增，铁路横跨欧洲和北美，苏伊士运河开凿，新兴大都市不断涌现，上千万的移民，英国工业革命达到顶峰，美国、法国、德国工业革命一波接一波地展开，西方确立了领先世界的地位。今天，当中国高铁伴随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国的三大世界级经济圈通过四五个小时的高铁连成一片的时候，当“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把大半个中国都连成一体的时候，它带给中国的绝不只是速度的改变，而是中国人时空观念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标准的逐渐出现。
中国高铁发展的思路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中国模式背后的基本思路。我们建设高铁的指导方针是：“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我们先是利用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通过谈判让世界四大公司转让部分高铁技术；然后是组织自己十多万科研人员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整合、创新，最终形成了超越西方水准的新技术和新标准，创造了中国品牌，使中国得以引领今天世界的“高铁时代”。纵观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也是中国模式的战略思路：既学习别人之长，也发挥自己优势；在对别人之长进行学习、消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大胆创新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实现对西方标准的超越，并最终影响世界。
我前面提过的中国古代田忌赛马的故事在这里也适用。总体上，西方比我们强大，我们要追赶西方，如何做到呢？我们采用了田忌的办法，即在自己总体实力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认清自己的相对优势并把它发挥到极致，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孙子兵法》上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是这个道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逻辑就是既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对我们对手的局部的非对称优势，并通过这种不对称优势逐步扩大战果，最终在比较多的领域中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这种以我为主、整合创新的思路在中国各项事业中都有所体现：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长，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结合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提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支配资源的效率，也有社会主义保证宏观平衡的优势，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增长。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大大改进了我们各行各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但我们也发展了中国的“宏观整合力”。我们的宏观整合与调控既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进行，也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进行，从而使我们较好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
我们学习美国提高了经济竞争力，但也力求避免美国体制过分依赖资本驱动所带来的弊病。我们学习欧洲注重社会公平，但也力求避免欧洲模式存在的缺乏活力等弊病。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在探索之中，但总体思路已经形成，那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能避免美国病，又能避免希腊病，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
我们学习了西方私营企业的活力，从无到有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同时我们也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清晰产权，明确权责，创造了多种体制互补的多元经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的总体思路是既分工又合作，既竞争又协作。虽然“国企”和“民企”也时有矛盾，但我们的总体思路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大家一起有分有合，各自把自己做大、做好、做强，也把中国经济做大、做好、做强。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法制优势，制定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法律，大致形成了依法治国所需要的比较完整的法律框架和执法机制，但同时我们也注重开发自己的政法资源，形成了从民事调解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政法机制。虽然中国在落实法治社会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继续推动依法治国，同时也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带来的弊病，力争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
我们学习了西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念，极大地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我们力求继续发扬中国人注重家庭和谐和集体权利的传统，使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既有个性张扬的活力，又不失中华文明特有的家庭亲和力和民族凝聚力，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使我们较为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其他国家难以克服的挑战。
总之，中国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回归实践理性，回归中国人慎思明辨、兼收并蓄、和谐中道、综合创新的传统。沿着这种思路，推进各种改革和创新的成功概率就大。虽然中国还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但正确的思路意味着成功的一半。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在中国试验成功的东西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都有其成功的必然性。西方开始可能不承认你，但当你最终能证明你比他干得好，就像你的高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