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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把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方法概括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是说你们对中国某一事件的报道和描述可能还算准确，但你们对中国各种报道综合起来给人的总体印象往往是谬误的，或者说与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差别极大。为什么你们的新闻自称是客观的和自由的，但最后造成的总体印象会如此荒谬呢？这里恐怕有个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的哲学观总是从整体出发来看个体，西方哲学观一般只注重个体，结果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差别。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和美国的电视观众作了调查，结果发现60％的观众认为中国人民是“受压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怜这些英国广播公司的受众，他们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客观与全面的资讯。我说亏得中国今天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否则美国就要派大兵来解放中国人民了。这个例子至少说明西方主流新闻报道的水准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我建议，作为第一步，凡是派驻中国的记者一定要懂中文，否则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一个不同的文化？第二步，报道一定要既看到树木，也看到森林，特别是了解多数中国人对各种事情的感受，以避免误导西方受众。
第四，从新闻自由的理念来说，消极报道、批评性的报道似乎是西方推崇的新闻理念。但新闻的客观性应该体现中国人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又好又坏的，就说又好又坏，为什么一定要偏向消极面呢？即使报道坏的新闻，为什么不能也报道光明的一面呢？这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你可以从消极角度对他说，你可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从积极角度说，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康复。这也就是西方谚语所说的，当一个杯子里有半杯水的时候，乐观者看到有水的半杯，悲观者看到没水的半杯，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西方媒体给人感觉似乎心里有点阴暗，总喜欢强调没水的半杯（现在国内一些媒体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没水的半杯就是客观报道呢？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人脾气古怪者多，除了与英国太阳少有关，恐怕也和媒体“消极报道综合症”有关，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当然如果多数英国人都是这种价值偏好，我不持异议。但中国人一般喜欢阳光一点的性格，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乐观豁达的人，中国人看电影也大都喜欢给人以希望的结局，甚至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价值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历史形成的集体价值偏好。这也许是“文明型国家”的独特智慧，因为从历史大趋势来看，有乐观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来。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惟一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与这种集体性格有关。
第五，谈到新闻自由，我还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新闻观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带有裸体女郎照片的小报《太阳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时政类的《参考消息》。就我个人而言，《参考消息》比《太阳报》质量高无数倍。一位比较了解中国的英国学者也对我说，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将竞争不过中国。实际上，早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就感叹过英国式自由主义带来的媒体低俗化问题。伏尔泰一方面高度赞赏英国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股票市场，他认为股票市场比许多国家的法庭起的作用还要好：不管是什么信仰的人，一到这里，大家就好像都信奉同一宗教（在他的故乡法国，宗教迫害当时还是一个大问题），但同时他多次表示自己很难接受英国媒体的低俗化。
第六，与媒体低俗化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对媒体教育功能的否定。自由主义倾向于否定政府在价值教育方面的作用，尽管英国今天还是西方世界中为数不多的有自己国教的国家。自由主义假设任何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价值上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所以不能在一个社会强行地推行某一种价值观，而是要确保价值多元化。我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确实是社会多元化带来了价值多元化，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都有自己文化传统形成的关于良知的共识。政府也好，社会也好，父母也好，提倡这种传承和共识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愿望，也符合民主的精神。
俄罗斯大作家赫尔岑在19世纪后期曾对自由主义价值观作过颇为经典的评价。他在《往事与随想》中是这样评论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赫尔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政府的干预越少，一个国家的言论和精神就越独立。他认为在英国，政府越不干预，民众就变得越不能容忍异己，社会偏见就越是顽固。他说：“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随时都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赫尔岑甚至挖苦说：“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赫尔岑这番见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在苏东剧变之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种族歧视、民族偏见、极端主义都变得更加严重了。我可以想像在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时候，如果维吾尔族的媒体只替维吾尔族人讲话，汉语的媒体只替汉族人讲话，那么更激烈的民族冲突将难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解体的：媒体自由演变成了民族厮杀和国家解体的催化剂。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过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种无处不在的“舆论的奴隶”，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媒体和舆论的顺民（conformists），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
台湾地区媒体自由化以后出现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严肃品位的报纸破产了，花边小道的《苹果新闻》畅销了。媒体在市场力量左右下的这种结局令人感到诧异。有人说，如果台湾过去是政治权威，现在是市场权威，那么市场权威比政治权威覆盖的面更广，台湾媒体也从“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了民主时代的疯狗”。实际上在整个东欧，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体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价值观影响较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大的失望也是发现所谓民主国家的媒体原来是如此低俗。
西方所谓自由媒体对中国形成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认为无论中国人做什么努力都很难改变这种偏见，因为很多东西是历史形成的，比如，西方孩子从小学的课本中就读到：中国占领了西藏，尽管所有西方政府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2010年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异见人士刘晓波无非又是这种偏见的一次表现，背后还有一种对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极度不安和恐惧，因为这种崛起已势不可挡，西方话语霸权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终结。
这还使我想起了2009年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时，一位德国汉学家对我叙述的一件事：他编译了一本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想在德国一家主要报纸上发一篇评论文章，介绍这本书。但报社的编辑告诉他，除非是中国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否则德国读者不会有什么兴趣。这位汉学家很惊讶地说：可这些作家在中国有无数读者呀？那位编辑还是摇头，认为德国读者不会有兴趣。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孤掌难鸣”，也就是说理解是双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释，另一方根本不愿意听，那么理解之桥永远也不可能建成。这里关键是西方有没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愿，然后是这种意愿的强度如何。依我之观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长期以来远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正因如此，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有4亿人学习英文，中国每年的出版物中20％为西方翻译作品，在西方国家这个比例不到2％，中国先后有160万青年学子去西方留学深造。
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情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自己继续蒙在鼓里吧，因为我们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