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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就在国内一些学者大谈中国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之时，西方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于2014年发表了全球“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排行榜，结果是香港名列第一、台湾名列第八、美国名列第十七、中国大陆名列第十九，不知这些学者如何评判这样的排名。《经济学人》杂志如是说：“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被视为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峰，像洛克菲勒这样的财阀掌握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并通过贿赂政客为自己谋利。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一度让西方国家对此警醒，建立起更公平的经济体系。但今天发达国家正迎来第二次‘裙带资本主义’时代，而新兴国家也在经历着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大集中。在最近20年的全球化中，1％的富豪阶层正在不正当地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玛蒙之国’（Mammon是基督教传说中的恶魔，代表金钱和财富）。”“这些富豪正热衷于通过‘寻租’来攫取利益，他们致力于分得蛋糕上更大的部分，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赌场、能源、国防等领域成为富豪‘寻租’的重灾区。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富豪财富占GDP的比重接近80％。”排名第二的是俄罗斯，大约为20％。美国政府照顾华尔街的利益，导致了2008年的严重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经济学人》称中国大陆“在这一统计中表现良好，其原因之一是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银行和自然资源，使得这些寻租的重要来源不会落入个人之手。此外，中国新兴产业的开放性培育出了一批健康的企业主”。该报道称，在这份榜单上表现良好的国家都拥有更好的官僚制度和机构，而香港政府的反垄断已经长期软弱无力。＇14＇
四、西方开始了制度反思
过去数十年中，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已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国家自己也真相信这些东西了，结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国家更是债台高筑。这样的结果估计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它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和势头迅速崛起，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西方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问题了。2014年3月，《经济学人》罕见地刊发了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1980年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作者把这种挫折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作者甚至引用了我对西方制度的尖锐批评：“（西方）民主正在毁掉西方，尤其是美国，因为这种制度使政治僵局制度化，使决策平庸化，还经常选出一些像小布什这样的二流领导人”，当然作者的出发点是“恨铁不成钢”。＇15＇
西方民主模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从西方人士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反思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即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债务经济。
“金钱政治”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经济学人》文章指出，“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16＇一个例子就是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如前所说，它竟长达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和例外条款，坦率地说，就是大量钱权交易后产生的一个妥协文件。“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Harold Meyerson）惊呼：“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不久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美国民主就真成了“钱主”，连美国右翼参议员麦凯恩（John Sidney MclainⅢ）都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17＇
美国保守派学者福山在“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一文中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18＇
“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极其混乱，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经历了50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局面；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极低；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失灵政体”还体现在美国政治的“极化”，即党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福山说中国制度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19＇
希腊情况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国家深陷债务危机，但希腊的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扯皮。希腊一方面仰赖外部的救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削减福利的安排。为此，希腊领导人去年竟然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使整个欧洲陷入紧张，各个政党都继续为竞选夺权而恶斗，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希腊国内党派间达成某种交易。英国《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述希腊政治的：“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20＇
牛津大学教授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甚至警告：英美民主可能已经到了重蹈雅典民主覆灭命运的“临界点”，“三权分立制度的设计初衷是通过政府权力间彼此制衡，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今天，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整个国家得不到亟需的良好治理。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轻易而惊愕地发现，美国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不作为’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原本赋予宪政体系的权力被诸如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囊团、媒体、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和篡夺。”“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并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府体制时，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日之英美，也已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21＇
至于“债务经济”，今天几乎多数的西方国家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经济学人》文章承认“对民主最大的挑战既不是来自上面也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选民自身。事实证明，柏拉图有关民主制度会令公民‘整日沉迷于愉悦时刻’的担忧充满了先见之明。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业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