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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国家的基石，看做“人心向背”的关键所在，看做“天命”最实质的内容，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是决定国之命运的大事，“悠悠万事，民生为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理念还强在它与中国的红色传统相吻合。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讲的“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群众路线”、“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等等，本质上也都是民本主义的体现。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大力改善民生。这种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使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消除贫困的最大奇迹，使我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使我们已经把人均寿命提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切都给外部世界带来了强烈震撼。
这个理念还强在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它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安排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在与西方理念和模式的比较中，它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世界仍有近一半的人口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一次接一次地失败，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西方政坛今天也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It’s the economy，stupid！（真蠢，问题出在经济！）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我多次讲述过一个观点，西方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这个范式来评判世界，但今天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因为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什么是民主”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问题是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大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类。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西方国家也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最烂的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当然，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
那么什么算是“良政”呢？本质上，这应该由一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界定，不需要西方国家越俎代庖。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似乎都把民生改善看做良政第一要义，这也就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的国际意义所在，它不仅接中国的地气，也接世界的地气。民本主义源于中国，汲取了中国和其他文化的长处，也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所以这种理念充满了生命力，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它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本主义揭示了一条深刻的执政规律，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民生的改善，这种改善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这正是良政的核心意义所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民本主义的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模式中“民生为大”的特点，以及中国基于民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已经表明：它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一个主要思路和经验。
如果说有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和“中国民生模式”在竞争的话，那么我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模式已经胜出。今天西方民主话语似乎还占有某种话语和道德上的优势，但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民本思想才是民主的实实在在的体现，它远比空洞的民主说教更为坚定有力，时间和历史一定在民本主义这一边，全世界最终都会朝这个方向走，西方民主制度也得朝这个方向演变。难怪连《经济学人》杂志文章也感叹：中国每十年，人民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国崛起最快的时候，要三十年才翻一番。中国“用（西方）民主制度可能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的方式去应对国家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只用了两年就将其养老金的覆盖面又增加了2。4亿农村人口，仅这个数字就远远多于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所覆盖的总人数”。看来民本主义不仅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也代表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潮流，展现了中国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式的一个核心理念和成功实践。
第二，组织起来。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邓小平曾多次说过：中国无非是“块头大”，指的就是中国“地广人多”。地广，意味着治理难度大；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和”，内部各种差异极大，稍微处理不慎，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和冲突。人多、地广、资源少、治理难，四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华文明自己形成的治国传统。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美国18世纪下半叶建国的时候，人口为300万左右，到1848年美国打败墨西哥、吞并加利福尼亚时，美国人口才2 000来万，而当时中国人口已达4亿，约为美国的20倍。当时双方都处于前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里最大的资源是土地，如果套用中国人的标准，那么当时的美国，家家都是大地主，大地主还要雇佣黑人来种地，这种资源占有的奢侈使美国人更倾向于谈自由，谈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属于人均资源紧运行，资源的竞争异常激烈，所以中国人更多地谈“孔融让梨”，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上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归根到底，都与资源多寡有关。美国这些白人大地主，当初在欧洲就遭受政教合一政权的迫害，到了美国后，对政府还是处处设防。美国人的“政府是必要的恶”观念大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相比之下，中国人均资源少，资源竞争激烈，一个村里的人甚至会为河水和井水资源的分配而打架。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人形成的传统就是通过选贤任能，组成一个比较中立的政府来协调和保证各方的利益，来确保“国泰民安”，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人怕乱的集体心理，理解中国人所说的“不可三日无君”。当然，中国人均资源紧运行也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有滋有味的活法，比方说，中国人讲“人气”，没有“人气”，再好的房子也卖不掉。中国餐饮之丰富，世界上还无他国可比，背后也是人均资源紧运行带来的大量餐饮创新和革命。
过去，中国人常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等，这也和人均资源有限造成的激烈竞争有关，鸦片战争后的大量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长期战乱，日本侵华战争的残暴破坏，等等，导致了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仅关心自己“一亩三分田”，社会形态薄弱，自组织能力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旧时的中国还是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举步维艰，也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中国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真正改变，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强大的动员能力把中国基层民众组织起来了。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一个甲子，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盘散沙”的问题。经验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