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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
从国际视角来看，各国现代化的过程都存在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趋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应对这个挑战既有比他们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们不利的地方。我们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近40万亿元，约为印度的四倍。财政收入达8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2万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超过30万亿元。这与30年前国内生产总值仅3 600亿元、财政收入仅约1 132亿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当年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这确实是很有远见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暂时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只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综合国力强盛，我们就有能力来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体系，使全体国民在基本生活、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免除国民对生存与疾病的恐惧。1979年以前的社会保障只是以城镇为主的保障，现在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保障。我2005年访问古巴，感觉其经济状况异常艰难，但古巴还是实现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国今天的财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观念上也有了突破：过去往往把保障体系看做是一种负担，现在知道这个资金发放下去，会较快地转化为消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于生存与疾病的恐惧，这将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对整个人类进步的一个巨大贡献。
第二，种族、宗教等问题的困扰较少。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里，贫富差距往往和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印度最穷的是贱民，印度的上层是婆罗门，他们对贱民非常冷漠，不与贱民握手，不与贱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贱民的身影当做是一天的晦气。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扶贫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异和经济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亚人质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交给中央财政，再转给贫穷的科索沃人。“那边的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会理直气壮地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虽然也有地方主义的问题，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得多。
第三，我们政府的资源整合能力、决策能力、办事总体效率大大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全国取消农业税，几乎立竿见影，说到做到。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事可能扯皮20年还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导致整个沿海地区农民工的短缺。
此外，从处理贫富差距问题的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贫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与边远农村的差别。而在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70％以上的居民已经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贫民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墨西哥城，你开车从富人区到几十万人居住的贫民窟也就是半小时之内的车程，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城市恶性犯罪率极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称之为“城市战争”，每年约4万人死于枪杀）。我们最大的贫富差别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与边远的山区。这种空间距离，使我们获得了某种解决贫富差距的时间差。
但是在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挑战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比其他国家困难的地方：首先是中国正处在自己的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扩大速度较快。新旧制度交替之际，总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败、社会不公和人们的不满。过渡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又会导致更多的不满，特别对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甚至诱发社会危机。
欧洲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也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迅速滋生的时候。当时的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令今人难于想像。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双城记》里曾这样描述：一位侯爵的马车压死了一个小孩，他大声训斥孩子的父亲：“你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这会伤害我的马吗？”孩子的父亲冲上去要与侯爵拼命，路边小酒店的老板赶紧拉住他，劝说道：“穷孩子这样死掉，比活着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着的话，能有一时的快活吗？”侯爵点点头，然后掏出一个金币往车外一扔。你还可以阅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左拉的《萌芽》，阅读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就知道处在各自工业革命时候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恶，多少牺牲。现在国内有些人喜欢谈论北欧模式，但像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也经历过自己《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阶段。
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当时的西方国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消化”各种社会矛盾，以英国为例，它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无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国还可以自行制定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各种“游戏规则”，大英帝国内的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连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在当时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国则要在自己的疆域内“消化”所有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18世纪工业革命时，英国本土的人口仅1 000多万人，少于中国今天的任何一个大城市。19世纪工业革命时，法国的人口也只有2 000来万，而中国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中国成功地进行了这样一场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不但没有像西方那样向外转嫁矛盾，而是给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奇迹。现在的国际竞争的条件是多么苛刻：游戏规则大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个苹果到欧洲，都需通过人家制定的几十种技术指标的检查，其中很多指标纯属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极为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奋斗乃至牺牲，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大家如果能从这么一个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待中国今天的进步及其伴随的问题，目光可能会更深远些，心态可能会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经说过，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如果当初这些国家因为种种社会问题，而放弃了工业革命，他们也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所以中国一定要过这个坎，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中国今天面对的所有问题，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后还可以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制度优势，比如我们已经较快地实现了全民基本医保，而3亿人的美国至今还有近5千万人没有医保。
其次，我们文化中有一种超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我们经历过无数次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我们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明显小于许多国家。比方说，印度的贱民是一个1。6亿人的贫困阶层，但他们大部分人非常认命，认为穷就是因为自己上几辈子积德不够，社会反抗和革命动力不强。而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较强，总体上是积极的，体现了人的尊严，比没有经过社会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迅速转型的国家，这种平等观也可能带来某些困惑，因为社会变革总会带来利益调整，一个习惯平等的社会往往更容易产生不满、牢骚甚至抗争。有些不满很有道理，反映出来的问题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决，有些不满则包含了妒忌和泄愤等非理性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