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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告诉过妈妈我觉得好像有人总是在打量我，我妈妈会抽我耳光，说我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打量我们。让我再也不准说有谁打量着我的这样的话，耳光挨了几次，我再也不敢说了。不过，我直到16岁，这种有人打量着我的感觉都没有消失过。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很安全。
母亲在父亲被抓走后，性格也大变，母亲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而且也很有文化，但是来到这个山村之后，脾气越来越坏，经常会边哭边责骂我们。而且，母亲也瘦的很厉害，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去劳动，要不我们全家可能都没有吃的。我记得有次母亲病了实在起不来，姐姐也才13岁，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东西吃完后，我们就断顿了，弟弟和妹妹哇哇的哭，母亲也没有办法，陪着他们哭。辛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比较好，几个受过我们家照顾的农民偷偷将他们的口粮让给我们一些，这才渡过了难关。
1958年，台湾海峡开始炮战，天空中也不时地有飞机滑过，炮声甚至整日整夜的都不停。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父亲每次回来，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而且慢慢的，家的条件也好了一点，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和姐姐，妹妹，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戴罪立功，为军队做事，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都是迷。
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并展示给我们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给我们看，并有一封父亲说保平安的信，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然后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早出晚归，经常见不到人。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我觉得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我成绩再好，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我不能加入少先队，这让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很歧视。我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这个外号让我非常地难受。
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并且经常说她不时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要和家里断绝关系。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姐姐离开了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步姐姐的后尘，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
我这个“小地主”，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当时我16岁，我姐姐19岁，弟弟14岁，妹妹12岁。
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
1966年，我姐姐主动揭发父亲，居然没有拉上我，而是拉上了我弟弟。
这此揭发，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
一阵巨大的炮响，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现实中。
右边的墙被炸开了了，外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
冒死记录第三部《格局》（2）
二、禽兽的嘲笑
巨大的震动让我们这边的木台子也摇晃起来，87派的枪声也一下子密集了起来，甚至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狙击位上，子弹密集的根本的让你无法抬头瞄准射击。
坦克轰隆隆的履带的声音合着炮响就靠近了右边被炸开的缺口，而我们的攻击也向这个缺口集中起来，一个巨大的铁疙瘩就从这个缺口处怪叫着冲了进来。坦克的射击空中正喷射出半米多长的火焰，突突突的不断扫射着，让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无法靠近。
副队长刘强正在怒吼着顶住顶住，前门我们垒起的一层层的防守沙袋就被炸飞起来，而刘强也被气浪冲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又一个坦克就笔直的向前门冲了过来。
刘强挣扎着站起来，满脸是血，但是他还是嚎叫着：“撤退！撤退！”
我和赵德民从台子上跳下来，大家一片慌乱的向厂区里撤退着。
对坦克这种庞然大物，我们这些小米步枪只能在给它挠痒痒而已。
难道军队参与了87派？南海的武斗尽管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开始只是大家用根棒铁锹打架，不知道是哪放了第一枪，打死了87派的一个人，大家才开始动用了枪支。
由于南海靠近金门很近，有很多的民兵组织，在沿海的很多村落里面都有民兵持枪，所以，在动用了枪支之后，这种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枪就到了我们和他们的手中。而我们这些红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知道怎么开枪杀人，又都是血气方刚的，很多人从小都认识，都是城北的人。
而87派的基本上都是城南的人，武斗开始之前，就摩擦不断。加上现在大家的理念不同，我们保林派的坚决认为林平文书记是革命功臣，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而87派的人则不这么认为，林平文是反革命的右派，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从林平文书记的事情上，双方从唇枪舌尖的“大辩论”，由剑拔弩张的对峙，发展为街头巷尾的械斗。最后升级到双方真枪实弹的较量。
这个时候，全国的武斗都在进行，也许我们这场武斗只是小儿科罢了。
杀掉自己的同胞，我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我们这边才是真正的革命，而87派他们都是害人虫，死不足惜。更何况，87派在日趋激烈的武斗中，也不断的杀死我们保林派的人，这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怒火，见到对方都是如同见到阶级敌人一样仇恨。
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确的，我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理念，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我愿意和一切反对势力斗争，哪怕是牺牲我的生命。
相信尽管是相信，但是有时候，我躺在床上想起这些事情，还是有些怀疑，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变得这么残忍了，我从小都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轻易不会和人争吵，甚至杀猪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看，怎么能够这么坚决地结束一个同胞的生命？我会睡不着，对自己到底还是不是正常人有所怀疑，但是我又会很快的自己耻笑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可能是我父亲资本家的身份让我的血液不够红，让我一直有这些资本主义的幻想，才让我对这一切有所怀疑。
而赵德民不同，他曾经和我静静的在深夜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做的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好像都被洗脑了一样，好像都不是自己了。他说他很小就熟记中国的礼仪典章，中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说不清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尽管严厉的警告他，他这样想会走错路，会被人民抛弃的。但是内心中却也波澜起伏，很想就着他的话说下去，探讨一下这个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世界，但是我却没有赵德民这样的胆量说出来。我不会揭发赵德民，因为他和我一样有着不好的出身，如果我出卖他，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出卖自己。
我知道赵德民如果被我揭发了将会得到的下场，因为赵德民至少是完全信任我才敢对我说。而且，我敢相信，有我和赵德民这样疑惑的想法的人不再少数，只是大家都忍着，憋着，谁都不敢说，憋到最后就靠打砸抢来发泄。我和赵德民都念过高中，而且我们小时候都在父母的教育下，接受过不少和课本中完全不一样的理念教育。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异端，越是觉得自己是异端，就越想在大家面前表现我们和大家是一样的。喊口号我绝对是声音最洪亮的，表决心也是最坚决的，批斗反革命和走资派我也绝对是冲在最前面，下手最重最不留情的一个。
我父亲1966年重新被打倒之后，我参加过批斗我父亲的批斗会，为了表决心，我冲上台去当着数千人的面抽我父亲的耳光，还破口大骂父亲种种的反革命行为。父亲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他的眼神还是很温暖的看着我，这种眼神让我在梦中惊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