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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穿一件领子敞开的室内长袍，上身带披肩的翻领之间，露出了打褶的衬衫，上面有三粒金纽扣。她腰间系一条有大流苏的腰带，脚上穿一双石榴红小拖鞋，还有一束宽带子摊开在脚背上。她自己买了吸墨纸、一支笔、信纸信封，虽然没有通信人；她掸掉架子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来，然后，心不在焉地让书掉在膝盖上。她想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她既想死，又想去巴黎。
夏尔不管下雨或是下雪，都骑着马到处奔波。他在农家的餐桌上吃炒鸡蛋，把胳膊伸进潮湿的床褥，放血时脸上溅了病人喷出的热血，听垂死的病人发出嘶哑的喘气声，检查抽水马桶，卷起病人肮脏的衣衫，不过每天晚上回家，等待他的总是温暖的火护，准备好的晚餐，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个打扮考究的妻子，她身上有一种魅力，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芬芳味，是不是她的肉体使她的内衣也变香了？
她做许多小事都能得到他的好感：有时在蜡烛托盘上放一张新花样的剪纸，有时给他的袍子换一道镶边，有时给女仆烧坏了的普通菜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夏尔就津津有味地把它吃光。她在卢昂看见过一些贵妇，表链上挂了一串小巧玲珑的装饰品；她也买了一串。她在壁炉上摆了两个碧琉璃大花瓶，不久之后，又摆上一个象牙针线盒和一个镀银的顶针。夏尔越不懂这些名堂，越是觉得雅致。它们使他感官愉快，家庭舒适。这是铺在他人生道路上的金沙。
他身体好，气色好，在乡下已经有了名气。乡下人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他抚摸小孩子的头，从来不进酒店的门，他的品行使人相信他靠得住。他最拿手的是治伤风感冒，胸部炎症。夏尔非常害怕病人死了和找他麻烦，实际上，他开的药方不过是镇静剂，或者偶尔来点催吐药，再不然就是烫烫脚，用蚂蟥吸血。他并不怕动外科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给马放血一样痛快，拔起牙来手劲大得像“铁钳子”。
最后，为了“了解情况”，他收到了《医生之家》的征订书，就订了一份这种新出的刊物。他晚餐时读上一两页；但是房里很热，加上食物正在消化，他读不到五分钟就睡着了；就这样他双手托着下巴打盹，头发像马鬃毛一样松散，遮住了灯座脚。艾玛一见，只好耸耸肩膀。
她怎么没有嫁给一个好点的丈夫？起码也该嫁个虽然沉默寡言，却是埋头读书直到深夜的人，那么到了六十岁，即使是得了风湿病，他那不合身的黑礼服上，至少也可以挂上一串勋章呀！她多么希望她现在的姓氏，也就是包法利这个姓，能够名扬天下，在书店里有作品出卖．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在全法国无人不知。但是夏尔没有一点雄心壮志！伊夫托有一个医生，最近同他一起会诊，就在病人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简直叫他有点下不了台。夏尔晚上回家讲起这件事，气得艾玛破口大骂他这个同行。夏尔感激涕零。他带着眼泪吻她的额头，不知道她又羞又恼，恨不得打他一顿才能泄愤。她走到过道上，打开窗子，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好让自己平下气来。
“居然有这样的窝囊废！窝囊废：”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她越看他，就越有气。他年纪越大，动作也就越笨：吃果点时，他把空瓶的塞子切开；餐后，他用舌头舐牙齿；喝汤时，他咽一口，就要咕噜一声；因为他开始发胖了，本来已经很小的眼睛，给浮肿的脸蛋往上一挤，挤得似乎离太阳穴更近了。
他穿衣时，艾玛有时把他羊毛衫的红边塞到背心底下去，帮他重新打好领带，把他舍不得丢掉的、褪了色的旧手套扔到一边；这一切并不是像他相信的那样是为他着想，而是为了她自己，她个人的好恶扩大到他身上，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就恼火。有时，她也同他谈谈她读过的书，例如小说中的一段，新戏中的一出，或者报纸上登载的“上流社会”的趣闻轶事；因为，说到底，夏尔总是一个人，总有听话的耳朵，总有唯唯诺诺的嘴，她不是对她的小猎狗都讲过不少知心话吗？没有猎狗，她恐怕要对壁炉里的木柴和壁炉上的钟摆推心置腹了。
然而，在她的灵魂深处，她一直等待着发生什么事。就像沉了船的水手，遥望着天边的朦胧雾色，希望看到一张白帆，她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她生活的寂寞中到处搜寻。她不知道她期待的是什么机会，也不知道什么风会把机会吹来，把她带去什么海岸，更不知道来的是小艇还是三层甲板的大船，船上装载得满到舷窗的，究竟是苦恼还是幸福。但是每天早晨，她一睡醒，就希望机会当天会来，于显她竖起耳朵来听；听不到机会来临，又觉得非常惊讶，就一骨碌跳下床去寻找，一直找到太阳下山。晚上比早上更愁，又希望自己已经身在明天。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的时候，放出了懒洋洋的暖气，使她觉得受到了压抑。
一到七月，她就掐着指头计算，还要过几个星期才到十月，心里暗想，安德威烈侯爵也许还会在沃比萨再开一次舞会呢。但整个九月过去了，既没有送请帖来，也没有人来邀请。
这种失望带来了烦闷，她的心又觉得空虚，于是没完没了的，同样无聊的日子又开始了。
现在，这种同样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来了，毫无变化，数不胜数，却没有带来一点新鲜的东西。别人的生活尽管平淡无奇，但至少总有发生变化的机会。运气碰得巧，说不定还会带来千变万化，甚至改变整个生活环境。而她呢，什么好运道也没有碰上。这是天意！对她来说，未来只是一条一团漆黑的长廊，而长廊的尽头又是一扇紧紧闭上的大门。
她放弃了音乐：为什么要演奏？给谁听呀？既然她没有机会穿一件短袖丝绒长袍，在音乐会上，用灵巧的手指弹一架埃拉钢琴的象牙键盘，感到听众心醉神迷的赞赏，像一阵微风似的在她周围缭绕不绝，那么，她又何苦自寻烦恼，去学什么音乐呢！她的画夹和刺绣，也都丢在衣橱里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用？针线活也惹她生气。
“我什么都懂了，”她自言自语说。于是她呆着无所事事，把火钳烧红了，或者瞧着天下雨。
星期天，晚祷钟声响了，她感到多么苦闷！她呆若木鸡，注意听那一声声沙哑的钟响。屋顶上有只猫，在暗淡的日光下弓起了背，慢慢地走着。大路上的风刮起了一阵阵尘土。远处有时传来一声狗叫，节奏单调的钟声继续响着，消失在田野里。
教堂里面的人出来了。妇女穿着擦亮了的木鞋，农民换了新的罩衣，小孩子光着头在大人前面蹦蹦跳跳，一起走回家去。有五六个男人，老是这几个，在客店大门口用瓶塞子赌钱，一直赌到天黑。
冬天很冷。每天早晨，玻璃窗都结上了一层霜，从窗口进来的光线，像透过了毛玻璃一样，都成了灰色的，有时整天都灰蒙蒙，没有变化。从下午四点起，就得点灯。天气好的时候，她就下楼到花园里去。露水在白菜上留下了银色的镂空花边，有些透明的银色长线把两棵白菜连起来了。鸟声也听不到，仿佛一切都在冬眠。墙边的果树上盖了草，葡萄藤像一条有病的大蛇躺在墙檐下，走近一看，那里有一串多足虫。靠近篱笆的雪松下，戴三角帽还在诵经的神甫的石膏像掉了右脚，甚至石膏也冻脱了皮，在神甫脸上留下了白癣。
她又回到楼上，关上房门，拨开木炭，壁炉里的热气使她昏昏沉沉，更觉得烦闷沉重地压在她心头。假如她下楼去和女佣人聊聊天，也许会好一点，但是她又不好意思下去。
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戴着黑色缎帽的小学校长就会推开他家的窗板，罩衣上挂着军刀的乡下警察也会走过她的门前。傍晚和清晨，驿站的马三匹一排，穿过街道，到池塘去饮水，一家小酒店的门铃，有时会响上一两声；只要起风，就听得见理发店的两根铁杆夹着几个小铜盆的招牌，嘎吱作响。理发店的玻璃窗上，贴了一张过时的时装画，还有一个黄头发女人的半身蜡像，作为装饰品。理发师也在埋怨生意清淡，前途没有希望，并且梦想着把店开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