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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我重新又踏上了这片土地。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的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那位老人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花白色的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一片片纠结在头上，长得垂过了肩，胡须几乎遮住了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的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眼睛盯着我们，也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啊。和清立一样，这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我对身边的小妹妹特别感兴趣。她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一直带着笑，非常可爱、质朴。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她姐姐嫁到贵州去了。而这个小女孩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快就回来了。因为她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她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已经和人家说好了，一个月五百块，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小姑娘自己也挣钱了，最起码，她的生活没问题了。父女俩现在住在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这边盖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围，大致明白她所说的，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弄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的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小说网·。。］应该是不记得的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清道哥家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言语之中也略有点炫耀的样子。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也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的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篾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他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这才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了，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得不错，比村里其他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清道哥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
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得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政府伺候得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
他现在可不穷，精得很。村里给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得脏，衣裳多得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我默想着，如果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仁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因此，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在骨子里，民众也不认为这种人应该得到周到的帮助，人们更多是出于制度的完善才去做那些“善行”的。
姜疙瘩：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
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农村饭，两点半”，这已经算是早的了。饭刚端上桌子，一个干瘦的老头就从外面走了进来，手和脚都黑漆漆的，沾满了煤屑，一进门，便高腔阔调地喊道：“咋，不到中午，可都吃饭了！”哥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没有过多话语。父亲也一反常态，不甚热情。
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姜疙瘩吗？几年不见，显老得厉害，腰已经驼了，眼睛也混浊不堪，头后面的疙瘩更突出了。哥哥让了座，但没有让他吃饭。姜疙瘩干坐了一会儿，一边说着一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一边拿眼睛巡视着四周，他好像已经不认识我。停了一下，姜疙瘩突然对哥哥说：“志子，昨晚喝酒不是剩个瓶底吗，拿来叫爷喝了。”哥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从桌子底下摸出一瓶酒，果真有个瓶底。哥推让说太少了，姜疙瘩认真地说：“可不能拆整瓶，我要一点儿就行了。”大约有一两多酒的样子，姜疙瘩一饮而尽，抹了抹嘴，咂巴了几下，问哥几点了，哥说两点了，姜疙瘩一惊一乍地：“哎呀，日他妈，可真晚了，你九奶奶肯定等急了。”蹬上他那辆破烂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责怪哥哥对姜疙瘩不够热情。父亲和哥哥都笑起来，说对姜疙瘩可不敢热情，对他这么冷淡，他还几乎天天来，天天都是如此要酒喝。如果你哪天热情得过了头了，他保准会中午来，晚上来，有时甚至半晌正干活，他都会跑来要酒喝。来了不要多，就要喝剩下的瓶底，所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