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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有特权就会被认为可以牟私利。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县委书记：农村正在渡过一个危机期
我的故乡之行得到了县委书记的大力支持。在与他的交流中，我对国家的许多政策及宏观的现代乡村政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使我的调查及思考有了多个层面、多个角度的视野。
县委书记最早是乡村民办教师，是一个具有人文气质和知识分子情怀的学者型官员，对中国县域经济有独特的认识与思考。因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他对乡村问题、政策与民生之间的矛盾都有非常独特的体会和见解，也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具有中原人特有的文学情结和励精图治的抱负。从他的言谈和治县方针中，可以感受到他想改革乡村现状的愿望与决心。我听过他的政府报告和在学术会议上的报告，他是难得的一个不讲空话、具有思辨意识和现代观念的领导。他的城区改造、生态经济、村庄整治、四加二工作法，不但改善了整个穰县的外在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的参政意识，从最根本上讲，也使得农民的生活观念慢慢走向现代化。但是，现实的积弊太深，每一种想法落实到实践上，都有种种的变形，这些使得他的许多想法被架空。许多项目、设想、规划在各种力量的牵制下，会变得面目全非。但县委书记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按他的话说，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地做，总会有效果。
为了使问题及内容清晰化，我以问题的方式把他谈的主要内容呈现出来。
作为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您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的农村政策及农村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农村在发生一个大的转折。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开始，这以分田到户为标志。生产队的集体性质，大队、人民公社的体制被基本摧垮。文学作品中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最典型代表。
1980、1983、1984年，是农村生产力极大释放的几年，人们普遍能够吃上白馍。中央先后发了三个“一号文件”，解放了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说也奇怪，那几年老天也帮忙，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农民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后来，一些问题出现了，慢慢地，原来在集体时期的公共设施全部被毁掉，过去集体的水利设施、拖拉机，都卖光了。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党的农村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在农村政策的要点是沿着两条主线推进的：一是物质上保障农民利益；二是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接着国家开始提出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小商品生产、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发展个体私营经营，进一步强调完善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等。统分结合，统，土地是集体的，所有制的性质不能变；分，就是土地承包到户，家庭经营。从实践效果上看，不少地方统的功能减弱了，分的功能强化了，小生产者和大市场的矛盾日趋增多。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事件，比如山东蒜苔事件等，还有化肥厂倒闭，最典型的是洛阳拖拉机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了，人们一下子懵了，找不到方向。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农村政策的过渡期。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末期，一方面小平“南方谈话”，国家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产业结构、就业形式发生变化。前面整个时期是以土为主，现在是以“出走”为主，整个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变化。
出门打工挣钱带来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分散化。三个儿子在不同地方打工，从不同的地方寄钱回来。并且，有的在外地买房、租房，小孩也接到当地上学，传统的宗族式家庭慢慢在解体、消散。另外，这一现象也促使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农村专业化、商品化特征慢慢形成，校油泵、卖小磨油，不少农民成了商品生产者，成了市场主体，形成了就业方式的多元化，造成了村落结构的大变化。
九十年代，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三统五筹，三统：工资，公积金，公益金；五筹：修路，计划生育，农村教育，民兵训练，统一防疫。国家规定，农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为了解决统分结合的“统”字。规定农民的七个义务工，十个积累工。后来，为了变通，提出“以资抵劳”，结果是，农民又出工又出钱。还有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等，这都给乡村干部提供了向农民要钱的借口，说是据实征交，但无法操作。乡里常常是先定一个数目，然后收钱，越来越厉害，乡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没有约束，很随意，农民负担被层层递加。那几年干群关系矛盾极其尖锐，全国各地每年都发生因乡村干部收缴粮款，农民或喝药、或上吊死亡的恶性事件。农村的情况越演越烈，不少地方发生群体性甚至是对抗性事件，或者干脆外出跑得你找不着。
整个九十年代农民负担逐渐加重。2004年我刚来，调研之后发现，县里有十几个乡镇承包田没有落实，地分不出去。老百姓说，一到种地的时候，村支部书记临时卖地，一亩地一百二十块，谁种谁掏钱。大多数人不种，不种地可以不交钱，也不用从外地回来，不影响打工。我到乡里去，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对我说，我们再种地，就种到监狱里了。我说为啥种地会种到监狱里，她说：“你想，我们这儿地多，一个人三亩地，一亩地一百二，有时上交一百五，三亩地得四百五，五个人得二千多块，还不说村里像割韭菜一样随时要钱。没钱交的话，村支书就把我们的印章收了，瞒着我们拿到信用社去贷款上交，签我们的名。贷款到期后还不起，信用社到法院起诉。这时候，法院、派出所的人就拿个手铐一晃一晃来了，你要不还钱就带走，不就是种地种到监狱里了吗？”所以，过去有很多撂荒地。因为不种地，可以以此为理由不交提留款。
1992年到2002年，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矛盾到了极其尖锐的时候。一边出各种条令收钱，一边又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相互矛盾。每年都发生一些恶性事件，追究一批基层干部责任。有一年，我与当时的一位省级领导一起吃饭，说到这个问题，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国的基层干部都犯同一个错误，从东北到海南、河南、湖南？为什么基层干部会和群众形成对立？乡村干部也是和老少爷儿们一块长大的，也有感情，不是天生的“南霸天”。如果这个不转折，那是天也没门。说老实话，这个时期真正对农民利益有所保护的，是那种落后的干部。那种老得奖的，肯定是对农民逼得狠的。有一个村支书收了六万多的提留款，村内各种事务花了，没有给乡上交。上面来查，后来还把支书送到检察院，但他自己也没使上，是村里花了，欠债、盖校、吃喝招待等，花光了。后来关了一阵又把他放了，现在他也天天告状，认为自己的案子是冤案，不依不饶。
2002年开始提出税费改革。当时我说这个事弄不成。因为按中央有关部门原来的设计方案，基本上是“这一窝水和这窝泥”，你的所有收入管所有支出，像咱们这样的财政穷县根本不行。当时民间有一个顺口溜：四大家带着公检法，为收四毛八（烟叶税）。下去逼农民种烟叶，因为烟叶特产税比较高。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当时我就对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请他们给中央建议：要么转移支付，要么改变税制。否则税费改革难以推进，教师谁养活？有位新华社记者跟我讲，他去延安采访，一个支书说：“你能把这个事呼吁到中央，让中央把老师的工资发了，我在这儿给你立个碑。”我建议他采访时找研究农业税制的专家探讨，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中心，二是大学或专门机构研究全世界税制的专家。结果，他说，一采访大吃一惊，当时财政部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管理农业税制问题。
一篇报道说，某个县的教师一个人分半亩地，算是工资。后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个同志自己坐火车到那里暗访三天，对记者说：“我暗访的情况比你采访的情况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