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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洗手间里用冷水洗了个脸。看着镜子里双颊绯红的我，正醉眼朦胧的欣赏着另外一个自己。一个陌生的家伙醉醺醺的走过来，伸手往裤裆里掏屙尿的工具，边将另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兄弟，耍，耍高兴。”仿佛用牛舌头在说话。我赶忙道谢。喝了酒的人有两种德行，一种是看见任何人都像是老朋友，都那么友善。另外一种是仇视一切人或物，仿佛身边的人都和他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前者是醉仙后者是醉鬼。
饭厅的楼上便是茶房，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到楼上喝茶。末了，我仍有些醉意，回到家，家其实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看着窗外闪烁的霓虹灯，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一个大山深处农民的儿子，可以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开心的把自己灌醉，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县城。于是，想起了川西高原大渡河畔的故乡，以及故乡灰褐色的土地，和至今还在那片土地上劳作的父亲和母亲。我真幸运！能够考上警校。否则，我现在也一定和我的堂兄弟姐妹一样，在那片土地上无休止的修理着地球，为是否到街头的小餐馆吃一碗清汤面而思量半天。
我感激那片养育了我的土地，但她实在太贫瘠了，贫瘠得让我迫不得已离开她，她需要养活太多的儿女。于是，我和儿时的同伴就在父辈的谆谆教导之下拼命的读书，但能坚持到最后的不多，或是天生愚钝或是狭隘的思想观念，但更多的是经济的匮乏。
我是农民。在我们出生的那天；我们的户头上就盖着一枚鲜红的印章—－农业户口。像戳在额头上一样醒目。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开始羡慕城里的人。有一年，大约是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乡小学和城区某一小学搞联谊，大家站在一起，城里的孩子和乡下的孩子像泾渭一样容易区分，虽然都穿着白衬衣、蓝裤子和白胶鞋，但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孩子是城里的，哪些孩子是乡下的。乡下孩子偏黑，衣服都大一个尺码，因为，大一个尺码的衣服在个子长高后还可以穿，乡下的孩子看着缤纷的城市有些惊恐和拘谨。
我看着城里的同龄女孩，怎么看怎么漂亮。当时我就在心里发誓，将来一定要娶个城里女孩做老婆。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读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的一个朋友说，书中自有颜如玉。那位叔叔还解释说，颜如玉，就是好看的女人。但我确实讨厌那呆板的应试教育；讨厌让我计算，一个水缸，一边放水一边灌水，什么时候装满或是什么时候放完，特无聊！只有疯子才做这种一边灌水一边放水地事。实在不行，找一大缸来实验一下不就一目了然了？父亲为此忧心忡忡，他实在不愿让我踏着父辈的足迹走下去。于是，父亲便开始用他的拳头说话了，致使我曾一度想离家出走。但在今夜，却异常的想念我的父亲，幻想着他用拳头捶着我说：“让你喝酒，让你不学好。”原来，被父亲揍也是一个男人值得回味的趣事。但他老人家许久都没有揍过我了，自从我考上警校后。
又想起高考，幸好考数学那天，我用零点一秒的时间瞄下了左前排数学尖子的五道选择题答案，才得以以超过录取分数线一分的成绩进入警校。想到这里我长长吁了一口气。
又想到警校，想到校花，终于；思维变得模糊……
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是指挥中心打来的，“马上到局里集合。”我赶到局里，刑警队的同事都在，。“又咋了？”我小声问曲宁。“离县城十多公里的方发现了一具尸体。”他回答。
院子里警灯闪烁，大家挤上车，十多分钟后我们到达现场。天快亮了，队长给大家分工后，我便随法医做尸检笔录。在强光灯下，我看见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头已肿得辨不出摸样，剪开衣物，整个尸体布满了刀口。我想，是什么人忍心在活人身上捅下这么多刀？当法医剖开尸体腹部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像被灌进鼻腔和嘴里一样。我“哇”的一声差点吐出来，连忙后退了好几步。队长看了我一眼，脸上毫无表情，不知是鄙夷还是漠然。其他人都面无表情的各干各的活，像许多年前商业局的售货员一样冷漠。我有些不知所措。
“记录：左胸第三肋处有一1CM＋3CM创口……”法医吩咐，语调不轻不重，不缓不急，没有一丝感情色彩。
我忍着胃里翻江倒海般的折腾，如实地在记录本上记下每一个字，每写一笔都显得分外沉重，生怕漏掉什么。
法医在重复一个生命消亡的过程，如此残忍却又那般神圣。他剥开尸体，还原着真相。当死者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痛楚，最终无助的归于沉寂时，他只能静卧在大地上等候为他昭雪的人。
由于没有人认尸，做完尸检后由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尸体，几个民工用白布将尸体简单地裹了一下，就地挖了一个坑，匆匆掩埋了。山坡上很快就垒起了一个小土堆。他经历了痛苦和绝望，终于入土为安了。大地这位万物之母用博大的胸怀容纳了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化做一片绿叶、一朵小花。
安息吧，别再游荡。生你的地方是故乡，长眠的地方也是故乡……
专案组很快成立了，但没有我的份。我是一个新警。目前只能在刑警队里跑龙套，这令我很沮丧。我只能在私下打听，案子进展得怎样了。破了案我也跟着高兴，喝庆功酒时他们也会叫上我，我便会详细的询问整个破案过程，他们也会耐心的给我讲。
这个案子在一过月后便破了，凶手在另外一个县被抓获，队长尝试着让我参加审讯，先让我旁听，再让我记录，后来试着让我讯问。他让余波好好带我。余波是刑警队的业务尖子。我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和队长他们一起破大案，做一名真正的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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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显得特别脆弱，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我是。我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放着舒缓的音乐，想念亲人，想念故乡，想念童年……
我一直都非常怀旧。
妹妹打来电话，怯生生的问：“哥哥，你能不能借给我五十元钱？我想买一样东西。”妹妹在故乡农村。在我老家，家境贫寒的女孩早早就嫁人了。我的妹妹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她才十九岁，我正好上警校。父亲说，女孩迟早是人家的人，早点嫁过去也好补贴家用。在我上警校的第二年妹妹就离开家了。
“好，给你寄三百元够不够？”我问。
“够了，够了。”她忙回答。临了又追问一句“哥哥，那你的生活费够不够？”我上警校时她也这样问我。
“够了。”我苦涩的笑笑回答。
一母所生的兄妹，在成年后却面对着不同的命运。我是幸运的，是跃过龙门的那条鲤鱼。不知道，昨天、今天、明天，还有多少人，在那道门槛前拼命挣扎。又有多少人，为了助同胞手足一臂之力，而在龙门的另一端永远的做了一条鲤鱼。
我躺在沙发上，眼前浮现出童年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那个满院子追逐萤火虫的小女孩；那个将奶奶给的一毛钱紧紧攥在手心说，在凑一毛钱可以买一包鸡汁面的小女孩。
一轮明月挂在窗前，冰凉如水。
我发誓，十年之后，我一定要衣锦还乡。
日子在不经意间恍到了秋天。
高原的秋天来得特别积极，当你从春天的美梦里醒来时，发现秋天已站在你的窗外，满目疮痍的冲你微笑。
白杨树像一个败家子；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将春天和夏天挥霍得一干二尽；让它的叶子来不及被染黄，就已冻僵在枝头。
周末又发案了，在距离县城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农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被劫匪杀死在家里。我是在凌晨五点钟接到出警通知的，当我睡眼蒙胧的赶到局里是时，仁真政委和文毅，泽仁、余波，还有法医多吉已经在车上等我了，“快上车。”政委说。
战旗车翻过一座山坡，顺着一条山沟往下行驶，天亮时已驶入一片丛林中，大家聊着天。窗外秋意正浓，道路两边尽是挂满黄叶的桦木林，树上没有丰硕的果实。急驰的的汽车将黄叶带离树枝，又绝情的将它们抛在身后的尘埃中。想起遇害的老人，目睹这萧瑟的季节，我久久不能释怀，不知道这是一种优点还是缺点。
“远之，有女朋友吗？”政委笑着问我。
我摇摇头。
“别急，回头组织上给你安排一位。”政委开玩笑。
“那就感谢领导关心了。”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