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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移民，是除了当地少数民族之外的“西部人”的形成，是关于“我从哪里来”的源流本末的回答。它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形成西部人特性的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生存目标杂糅到一起来了；那就是西部空广寒凉的自然对人从外表到心理的抟捏塑造；那就是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文化背景在碰撞碎裂后的新一轮整合。
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人带着本土的人文细菌来到了一个必须近距离集中厮守才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这些人文细菌便互相打架、交叉传播，或者叫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很快形成了一个左右着移民内部关系的始“乱”终“治”的交流平台。实际上，人文细菌的感染比起生物细菌的感染来，更具有潜在的力量，主动进攻和主动吸纳的姿态作用于人的欲望和思想，时时刻刻都在撕破封闭僵硬的外表，互相间的适应、迁就、学习、容忍，乃至玄黄不辨，水乳不分，将会蘖生出新一代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种子，那便是八方移民在这个簇新群落里渐渐开花的精神气质，便是西部人“九转丹砂牢拾取”的秉性与格调。因为人人都已经不是乡土氛围里的那个人，人人都在变异的途中，都还没有定型，还是一摊有待晾干的白乳胶，所以就呈现出格外强大的黏合力，谁碰上就会黏住谁。
就拿上海人为例吧，这是一个自恋意识很强、自我感觉极好、视所有外埠人为乡下人的高傲的群体，但据我的观察，来到西部的上海人恰恰又是最容易改变自己的，摸爬滚打一两年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西部人了。而西部人到了上海，却很少能变成上海人的。由于工厂的集体搬迁、技术人才的大批西援、知识分子的不断支边，以及下放和流放的存在，许多上海人在移民的西部度过了虽然土气却不平庸的一生，他们身上既有河南人的味道，又有陕西人的做派，还有山东人的姿态。仔细一问，你就会知道，他们是河南人的邻居，陕西人的同事，山东人的亲戚，众多的“群体特性”一搅一合，再加上自然和文化的渗透作用，他们离正宗的上海人就越来越远，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了。至于他们的儿孙，就更是脱胎换骨，不是离上海人远了，而是根本就没有上海人的影子了。
一家报社要召开一个很重要的编前会，通知下午不准请假，一个必须参加会议的上海人急了，立马打电话给总编辑说：“下午的假我是请定了，某某某要搬家，昨天就说好我要去帮忙的，要是不去怎么跟人家解释？”把做人的诚信和助人为乐看得比开编前会还要重要的，不会是那些在高楼阔厦之间穿梭往来兢兢业业的上海人。1977年我去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采访，到达的时候已经黄昏，在街上碰到水文站的上海人钱佩衡。老钱说：“你是小杨吧？我认识你，你去年来我们单位采访过。刚到吧？吃饭了没有？还没有？正好我也没吃，走走走，到我家去吃。”动不动就把半生不熟的人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不可能是过去那些在小弄堂里低屋檐下咸菜泡饭的上海人。有一次我在饭桌上和青海商业厅的一位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认识老金吧？”我说：“认识啊，你们系统的干部，经常给报纸写一点通讯报道，是个上海人，十五岁就来到了西部。”朋友说：“他被人打断了一根肋骨，住院了。”朋友接着告诉我，半个月前，他们系统的几个人去拉萨办事，半路上和一帮贩牛鞭的汉子发生了口角，没想到首先吼起来、跳起来、动起手来的竟是上海人老金。他打肿了人家的眼睛，人家打断了他的肋骨。遇到这种硬碰硬的事儿，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不可能是那些在甜丝丝的功利而狭小的人际圈子里精明圆滑着的上海人。（在这里我当然没有对上海人说三道四的意思，任何一种做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许正是那些被来西部的上海人丢弃的上海人的本色，才成就了今天的大上海，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瞧瞧，我也变得圆滑起来了。）
来西部的上海人变了，彻头彻尾地变成西部人了。这就是移民内部五湖四海杂糅交流的作用，在这个作用的推动下，所有的移民都把从“老家”带来的“本性”丢弃在了新的人群组合中。为了在这个变幻不定的组合中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尽快赢得尊重也赢得存在下去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喜新厌旧起来，扮演着“薄幸人”、“负心汉”的角色，不无痛苦地迅速走完了人格再造的最初几步。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在生存和发展的层面上，这个胜利意味着另一个胜利的开始，那就是活着，继续活下去，一直活下去，然后多少有一点作为，有一点无愧于生命的创造。
对西部人来说，活下去并且有所作为的最大障碍当然不是来源于人类内部，而是来源于严酷的自然和封闭的地理。也就是说，你必须长期面对沙暴的骚扰、狂风的吹打、寒流的围困、雪灾的侵袭、缺氧的折磨、干旱的逼迫、荒凉的包抄、寂寞的摧残，乃至生命的考验和死亡的威胁，必须时刻忍受“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外部世界对人从外表到心理的全方位的打击。打击是在所难免的，通过打击让环境对人重新进行抟捏塑造也是在所难免的。当一场风沙把柴达木油田三十厘米直径的钢管吹得鞠躬九十度，把厂区内钢筋水泥的大烟囱吹裂吹倒，把篮球架和活动板房吹得满地打滚，把钢铁的采油树吹得东倒西歪，把十几吨重的立地生根的磕头机吹得掉头就走，把所有直立的物体都吹得不再直立的时候，人怎么办呢？人也是直立的，人在狂飙中甚至连挣扎着满地打滚的资格都没有，只配蓬舟似的凌空而起，和帐篷屋顶、柴油机一起摔向沙漠，摔向嘎斯库勒湖边的大沼泽。但是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沙山井区，钻井队的工人们一个也没有爬下，更没有蓬舟升天。他们在山顶上、井架前挺立着，直到一天一夜后风小沙住。能够挺立的原因很简单，几百个工人手挽着手，身贴着身，挽了一排又一排，贴了一圈又一圈，风过处，只吹起一片黑色的头发呼啦啦飘扬。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很早就意识到它不过是一个象征，并不代表所有西部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但它却在本源的意义上诠释了西部的人际关系的走向，诠释了西部人隐藏在恐惧后面的心理趋势，正如一首石油工人的墙报诗所表露的那样：“你靠我，我靠你，拉起手来活下去；你有线，我有衣，绑在一起抗天气；王张李，人心齐，雪是炒面风是屁。”这虽然浪漫得有点“跃进诗”的感觉，但它却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说明了一个生存之道：在暴虐残忍的自然面前，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依附、相助、同生、共死的关系。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生存的家园随时都会变成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之地，当西部人握着毒蛇、骑着老虎势孤计穷的时候，他们就会本能地服从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求生原则：只有依靠同类的力量、团帮的精神，才能让每一个个体的人从困厄中走出来，活下去且有一点人的作为。人变了，不再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不再是急火攻心、四面树敌的，不再是自我膨胀、偏执疯狂的，不再是嘀嘀咕咕、婆婆妈妈的，不再是纠纷无限、落井下石的。
当然西部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如此明朗的意欲和风度，对他们来说，是孬是好，是进是退，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总是无可奈何的照办，总是要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他们和别处的人一样，也有难填的欲豁、无度的贪求，也有一文如命、争多论少的时候，但他们总会比别处的人更快、更多、更频繁地遇到阻隔，或者领受到教训甚至是致命的教训。
可可西里无人区南部金场有一座黄金台，自从有人从黄金台上挖出大金子（成块的砂金）以后，这里的原始阒寂就再也回不来了，年年都有为了地盘的争斗，都有头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