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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他讲了一个父亲的故事。小时候，父亲会和她玩一个游戏，假装她是透明的。“我在这里！在这里！”她笑着说。而他则会一直低着头，好像压根看不见她一样，还喊着：“快过来呀，奎妮，你在哪里？”
“很好玩呢，”她用手帕捏捏鼻尖，“我真想他。”连她的悲伤都带有一种浓缩的端庄。
车站咖啡室热闹非凡。哈罗德看着那些来度假的人带着各自的行李箱和背包在桌椅间狭小的空间里谈判，问自己奎妮是不是也曾在这里落脚。他想象着孤零零的她穿着那身过时的套装，苍白着脸，坚定地看着前方。他真不该让她就这样离开的。“劳驾，”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请问这个位子有人吗？”他摇摇头，将思绪拉回现实。一个衣着光鲜的男人站在他左边，指着他对面的椅子问道。哈罗德擦擦眼睛，又惊讶又羞愧地发现自己又落泪了。他告诉那人座位没人，可以随便坐。
那人一身时髦的套装，深蓝色衬衫，配小小的珍珠链扣，身材消瘦，举止端庄，一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连坐下都要仔细调整双脚的位置，这样裤子的折痕就可以和膝盖对齐。他举手到唇边，以一种优雅的姿势托着头，看起来正是哈罗德一直想成为的那种人。用莫琳的话说，就是出身优越。也许他看得太专注了，侍应上了一壶锡兰红茶（不加奶）和一碟茶饼之后，那位绅士就颇有感触地发话了：“道别总是不易。”他倒一杯茶，加了柠檬。哈罗德解释他正在走路去看望一个自己多年前辜负了的女性朋友，希望这不会是告别，而是希望她可以活下来。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直视那个绅士的眼睛，而是盯着桌上的茶饼。饼上的黄油已经溶了，看起来像金色的糖浆。绅士将茶饼从中切开，切成细细的一片一片的，边吃边听哈罗德说话。咖啡厅里又吵又乱，窗户上都是雾气。“奎妮不是很讨人喜欢的那种女人，她一点也不像酿酒厂里其他女工那么小鸟依人。
她脸上还有些汗毛，当然不是胡子那种，但总有人取笑她这点，给她起绰号，这让她很难过。”一口气说下来，哈罗德甚至不确定对方听不听得到。他惊讶于那绅士将一片片茶饼送入齿间的利落手法，而且他每吃一片都要擦擦手。
“你要不要也来一点？”绅士说道。“不用了不用了。”哈罗德举起双手直挡。“我吃一半就足够，浪费就太可惜了。请不要客气。”银发绅士将几片切好的茶饼整齐地排放到一张餐巾纸上，然后把碟口转向哈罗德，将完整的那一半递给他。“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你看起来也是个大方正派的人。”
哈罗德点点头，因为茶饼已经送进嘴里，总不可能吐出来再回答问题。他突然伸手想捞起茶饼上往下滑的黄油，但黄油直滑到手腕，把他的袖子都弄脏了。
“我每周四都来一趟埃克赛特。早上坐火车过来，第二天一早坐火车回去。我来这里是为了见一个年轻人，¨wén〃 rén 〃shū 〃wū¨我们会做一些事情。没有人知道我这一面。”
银发绅士停下来倒了杯茶。茶饼卡在哈罗德的喉咙里，他能感觉到对方的眼睛在搜寻他的眼神，但他实在抬不起头来。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绅士说。哈罗德点点头。他大力咽一下，那块茶饼挤过扁桃体，挤下食道，疼了一路。“我很喜欢我们的相处，否则我也不会来。但我越来越喜欢他了。事后他会给我拿杯水，有时会说几句话。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所以走路有点拐。在这个行业，他只剩下几年了。”银发男人第一次踌躇起来，好像在和内心打架。他拿起茶杯递到嘴边时，手是颤抖的，茶水漫过杯沿洒到了茶饼上。“他打动了我，这个年轻人，”他说，“他用一种言语无法表达的方式感动了我。”棕色的液体顺着他光洁的下巴流了下去。
哈罗德扭头看向一边，想站起来，但意识到这样不行。毕竟他吃了人家的茶饼。但同时他又觉得这样目睹他人的无助也是一种侵犯，而人家对他可是和蔼大方、礼貌优雅的。他真希望那男人没有弄洒手中的茶，又希望他会擦掉，但他没有。他只是坐在那里，任茶水流下，一点都不在乎。那茶饼眼看着就要毁了。
那男人艰难地继续下去，语速慢下来，慢慢变成只言片语了。“我会舔他的运动鞋，这是我们会做的事情之一。但我今天早上才发现他的鞋子脚趾那个位置穿了个小洞。”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我想给他买一双新的，又怕冒犯了他。但我又忍受不了他穿着破了的运动鞋走在街上，他的脚会湿的。我该怎么办？”他的嘴紧紧抿起来，仿佛在努力把即将喷涌而出的痛苦咽回去。
哈罗德想象着火车站月台上站着一个绅士，穿着时髦套装，和旁人看起来一模一样。全英格兰的绅士都是这样的，一个个买着牛奶，给自己的汽车加着油，或者正在寄一封信，但没人知道他们内心深处背着的包袱。有时他们需要付出简直不为人道的努力来扮演“正常”，每天都要装，还要装得稀松平常。那种不为人道的孤独感。又感动又惭愧的哈罗德递过去一张餐巾纸。
“我想我还是会给他买双新鞋的。”哈罗德说。他终于抬起眼看着银发绅士。他的虹膜是水蓝色的，眼白的地方都红了，看着就觉得痛。哈罗德的心像被什么咬了一下，但他没有移开眼神。两人就这样对坐了一会儿，一言不发，直到哈罗德心中一亮，笑了起来。他明白了，在弥补自己错误的这段旅途中，他也在接受着陌生人的各种不可思议。站在一个过客的位置，不但脚下的土地，连其他一切也都是对他开放的。人们会畅所欲言，他可以尽情倾听。一路走过去，他从每个人身上都吸收了一些东西。他曾经忽略了那么多的东西，他欠奎妮和过去的那一点点慷慨。
那位绅士也笑了。“谢谢。”他擦了擦下巴、手指，然后是杯沿，“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见了，但我很高兴今天遇见了你。我很庆幸我们说了话。”他们握握手，分开了，将没吃完的茶饼留在了原地。
9 莫琳与戴维
莫琳分不清到底哪件事更难以忍受：是刚知道哈罗德要走路去找奎妮时的惊讶，还是随后取而代之的愤怒。她收到他寄的明信片，一张来自布克法斯特，另一张来自达特茅斯火车站（“希望你一切都好。H。”），都没有给她带来半点真正的安慰或解释。晚上她经常会接到哈罗德的电话，但那时他往往是累得连话都讲不清楚了。那笔用来养老的退休金看来再过几周就会被挥霍殆尽。他怎么可以这样离开她，在她忍了他四十七年之后？他怎么可以这样侮辱她，让她连对着自己的儿子都倾诉不出口？门廊桌上一沓薄薄的，写着“H。弗莱先生收”的账单每天都在提醒她：他已不在。
她找出真空吸尘器，将哈罗德留下的痕迹——一根头发、一枚纽扣，通通吸掉。她用杀菌剂喷遍他的床头柜、衣柜和床。
让莫琳头痛的不仅仅是怒意，还有该如何向他们的邻居解释这件事。她已经开始后悔“哈罗德扭伤了脚踝卧床休息”的谎言，雷克斯几乎每天都来一次，问哈罗德想不想和他聊一聊，还带来问候的小礼物：一盒牛奶糖、一副纸牌、一篇本地报纸上剪下来的草坪护理介绍，以至于莫琳现在都不敢抬头看向大门，怕又会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看见那个肥壮的身影。她也想过要不要告诉他哈罗德已经进了医院急诊，但雷克斯肯定会更加焦虑，她可应付不来。再说他可能会主动提出开车送她去医院。这间房子现在比哈罗德离开之前更像一个监狱了。
哈罗德离家一周后，在电话亭给莫琳打了个电话，说会在埃克赛特多待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往提伯顿出发。他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戴维。你听得到吗，莫琳？”
她听到了。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继续说：“我常想起他，记起了很多事情，他小时候的事情，我想可能也会对我有帮助。”
莫琳吸了一口气，冰凉冰凉的，牙齿都酸了。她终于开口：“你是想告诉我戴维希望你走路去找奎妮·轩尼斯？”
电话那头安静了，良久，传来一声叹息：“不是。”声音呆滞、阴暗，直往下沉。
她继续说：“你告诉他了吗？”“没有。”
“看见他了？”
又一句，“没有。”“那就是啊。”
哈罗德不说话了。莫琳在地毯上来回踱步，看拿着有线电话能走多远距离：“如果你真的要去找这个女人，如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