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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黎明大合唱中醒来 ：咳嗽声、喝叫声、吐痰声，还有让人血液凝固的干呕声。起床后，我发现至少三只肥硕的大蟑螂正围着一个同伴的尸体犹豫不决地兜圈子。很遗憾，我不能把它们变成一道汤，这样可以省下些卢比了。床头周围的蓝色墙漆上粘着血一样的东西——也可能是印度鸡块汤？这个房间里发生过什么恐怖的暴行吗？还是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喷嚏？
早餐是几块吐司面包和黄油、蛋饼和一壶咖啡，我闲坐在屋顶的餐厅里，眺望眼前的甘地广场。下面传来不绝于耳的汽车喇叭声、微弱的自行车铃声、助动车、摩托车和自动三轮发出的嗡嗡声以及街头小贩的叫卖声。一对中年荷兰夫妇走上前来，他们曾在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大巴里瞥见我骑车经过班迪普尔国家公园，此时我们再次见面，他们忙不迭地告诉我说，据说一群因为抢劫杀人而臭名昭著的匪帮就藏身此处，而且最近刚刚绑架了一名印度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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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加罗尔（Bangalore），好几个骑着摩托或助动车的人都停下来问我“来自哪个国家”，我想我应该把他们的兴趣当做恭维，可他们提问得真不是时候：他们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而且不断挡住我的去路，在寻找“圣雄甘地”路的过程中，我不可救药地在晚高峰时段的车流中迷了路。等我终于找到皇家旅社时，却发现这里已经客满，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消息。
骑了90英里之后，我浑身汗流浃背，脏乱不堪，浑身一点儿劲都没有，只想要杯冷饮，有个舒舒服服的地方可以淋浴；可现在却不得不在这样一个有着600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继续寻找便宜的旅馆。
“上帝啊！”一个嘲弄的声音说道，“你没迷路吧？”
除了疲惫的一笑，我实在无力反驳。抬头望去，我看见一个瘦削的男人从旅馆的阳台上向我微笑。他简直是个谜：看起来像个印度人，但一口英语比我还好。
我问他附近有什么便宜的旅社，他建议我跟他坐三轮回到基督教青年会，因为他在那里有个房间，一晚上只要两百卢比。于是我勉强打起精神，跟在三轮后面，飞速冲过市中心，一只眼紧盯着三轮周边的情况，另一只眼则兼顾着往来车辆。登记入住时，他坚持为我付房钱。“你是我的客人。”他不由分说地坚持道。
我们叫了一辆人力车去一家饭店吃饭。在那里我了解到，他的名字叫肖恩·拉娜（Shaun Rana），是拉其普特王子的后裔，因为他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了迈索尔国王，所以他在南印度出生并长大成人。1977年，他在24岁时携印度妻子前往英国，这是他离开后第一次返回印度。他今年48岁，体型修长，看起来非常年轻，如今他已经离婚，和差他一半年纪的英国女友和他们两岁的儿子一同生活在哈尔勃尼（Harborne）。他是一位播音主持人，11月回到班加罗尔，担任卫星频道节目《网球锦标赛传奇》的评论员。
他流露出一种自然而然的魅力，侃侃而谈，展现出一种我做梦都想拥有的自信。碰巧他还是一位国际象棋高手，曾获得1975年亚洲公开赛冠军。“我对这样的比赛简直着了魔。”他告诉我，“人们纷纷过来和我说话，而我满脑子都是棋盘格，一句都听不进去，我几乎快成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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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没有茶摊子，没有在垃圾堆里探着鼻子的母牛，大路上也看不到缓缓行进的牛车。在第五大街的商场里，我就着一杯美味的冰冻咖啡，往嘴里塞了一块淡而无味的比萨饼。缥缈空洞的西方音乐在空中飘散，似乎就是为了让你放慢脉搏，僵化理智，放松钱包上的扣子——我骑了几千英里，现在却身处一个和斯劳大街没什么两样的地方。
这个想法一下子让我沉静下来。位于班加罗尔闹市中心的卡西欧路可谓应有尽有，必胜客、肯德基、无数的网吧，还有几个看起来时髦而奢侈的服装店，里面满是西方品牌。偶尔拜访一下这样的地方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提醒我为什么通常情况下不必为了这些东西费尽心思。吃完比萨，我又吃了一个从附近大街买来的冰淇淋。
我慢慢逛回到卡西欧路上，突然有一种想要花钱的冲动，于是便走进肯德基，要了两个鸡块，薯条和可乐。一位身着灰色西服的年轻男子和一个身着纱丽、美貌惊人的女子从楼上走下来，泰然自若地出了门。这个地方生意兴隆，瑞那斯后来告诉我说，能花得起钱在这儿吃这样的东西，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次经历令人难忘，但并非因为食物，而是因为卫生间里的自动干手机——我已经忘记上一回看到这东西是什么时候了。
肚子被贵得离谱的垃圾食品涨得鼓鼓的，我想着下一步该往哪里去。一辆货运面包正小心翼翼地倒车，提醒注意的喇叭里不断地重复着《致爱丽斯》的音乐。我恍然回到了伯克郡，幸运的是，随处可见的机动人力车和破破烂烂的浅蓝色和白色的大巴车在不断地打破这幻觉。
如今，帝国是由庞大的企业而不是军队建造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被丰田、索尼、雀巢、沃尔沃、麦当劳、飞利浦、耐克、可口可乐、李维斯牛仔和DHL所占领。毫无疑问，再过十年二十年，印度的城市也会充满大商场、购物中心和快餐连锁店。等到有一天伊斯坦布尔到新加坡之间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卡西欧路这样的地方时，人们旅行的动力就会小得多，但愿我有生之年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电影院里正在上映《神鬼愿望》，我决定等到明天再看《霹雳娇娃》。我丝毫不怀疑，这部影片很糟糕，但它至少还算一部高票房的片子。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附近一家很棒的餐厅里吃了晚餐，这里不仅价格便宜得多，而且比我之前吃到的昂贵垃圾食品要有味道得多。
繁荣兴旺的班加罗尔是印度的IT之都，也是亚洲发展最快的城市，被认为是“印度的硅谷”。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IT新贵的推动，这里的房租高涨，已经窜出了天花板。
Feroze房地产中介公司的总经理阿卜杜拉介绍说：“新政府宣布的几项重要政策使得一些产业，尤其是IT行业，蜂拥进入班加罗尔。随着IT人的工资日渐高涨，租金也在节节攀升，一部分原有的居民惨遭淘汰。”
翻开报纸，第二页的“读者怨声”栏目中刊登了一些读者来信，抗议流浪狗数目激增，道路坑洼太多，停电次数太多，这些都是印度最常见的问题；第三页上详细刊登了为解决高峰时段拥堵问题而提出的单向行车道路管理方案——随着个人财富的增加，汽车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而印度许多城市的道路根本无法应对猛增的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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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史密斯老家伙！”一天晚上，瑞那斯对我说，“我带你去见几个朋友。”他依然沿袭着老派的英国绅士作风，随时随地都彬彬有礼——他总是为女士拉着门——这样的礼仪要归功于他的外公与缅甸伯爵的深厚友谊。
在去羽毛球俱乐部的路上，我们坐在一辆动力不足的老式机动三轮上，发动机巨大的噪音使我们不得不扯着嗓门说话。发动机冒出来的刺激性烟雾折磨着我们的喉咙，瑞那斯一边咳嗽一边说，比起23年前他在这里的时候，如今班加罗尔大街上的坑洼要多得多。
我们在羽毛球俱乐部遇到了迪利浦。他是个注册会计师，腿有点瘸，但他满不在乎。除了迪利浦，还有他的姐姐和姐夫玛达瓦。玛达瓦也是IT大军中的一员，只有30出头，但日渐突起的大肚子表明它正在享受被硅元素催生的舒适生活。瑞那斯是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他就像一个精灵古怪的快球手，频频投掷出各种笑话，有的是精彩的长线球，有的却有点像短球，没有命中目标。随着威士忌空瓶越堆越高，无效的投球也越来越多。
在班加罗尔的最后一天，早上七点半，我被附近运动场上的击球声弄醒。在清晨温暖的阳光里，一圈小男孩正围着一个小伙子训练，小伙子不停地把球击回给这些孩子。印度小男孩从五岁就开始练习击球和投球训练，他们对这项大多数英国人视为枯燥的运动表现出极大激情。昨天下午，我们观看了一场当地球队的板球赛，那个投球手简直速度惊人，我问瑞那斯能否查出此人是不是有什么拥有英国护照的祖父或者姨婆。英国最有天赋的运动员在任何地方都能挣到天价——你看看英国球员的收入就知道了。
用水桶冲完澡之后，我沿着楼梯爬到二楼，敲响18号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