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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而降。克罗姆佩兹建议我们走回头路，但是如果在考克西多待一夜的话，我们的食物储备就不够了。然而，回到苏斯特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的巴基斯坦签证均已过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知难而上。我依然信心百倍地认为，即便我们一路上推着自行车走，也依然能抵达山口。因此，当整个上午唯一落入视线的一辆古老的载有牦牛的吉普呼哧呼哧地经过时，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搭便车的建议。
当“罗西”的车胎和挡泥板间塞满了厚实的冰雪时，没过多久，克罗姆佩兹已经无法推车前进了。我们跌跌撞撞地拐了一个弯，发现了一辆正在卸货的吉普。虽然我很不心甘情愿，但已经做好了承认失败的准备。在这个与山口近在咫尺的地方，要等来下一次搭车很可能得经过很长时间，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与勇气相比，谨慎还是占了上风。司机同意收15美元把我们带到山口，但克罗姆佩兹试图还价到5美元，最后我们各退一步，以10美元成交。最艰难的部分终于结束了，我把自行车扛上车，有点儿垂头丧气。
吉普车以低速档顺着山坡呼号着勇猛而上，缺了雨刷的前窗碎成了蜘蛛网一般，但不知怎的，司机居然还能找到方向往前走。雪积得更深了，大地被盖上了一条雪白的大棉被，公路的轮廓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路线已经难以辨认。我们更多是凭着感觉而不是视觉在崎岖的道路上摸索着蹒跚而行。尽管搭便车的这个决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人力推车走肯定是寸步难行的），但是征服红其拉普山口本当成为我这次旅程的亮点，而在离胜利的终点仅仅5英里之外言败无疑是一粒难以下咽的苦果。我还闷闷不乐地想到，那个打不倒的阿洛伊斯肯定已经用肩膀挂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却又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山顶，吹响口哨“The Hills are Alive and Climb Every Mountain。”（译注：“翻越每座高山，群山生机盎然。”这是《音乐之声》中玛丽亚的一个唱段）
我们被放在山口一辆艳俗的深红色四轮皮卡车旁，一个中国男人从五彩斑斓的车窗里探出头来拍照，其中有两三张记录了被困住的克罗姆佩兹如何在风暴中拽着那辆桀骜不驯的“罗西”在雪地里跌跌撞撞向中国迈去的情景。她告知我，罗西的后刹车已经失灵了。对我们而言，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高度并不见得比上升高度更容易，因此，过路车请我们搭顺风车时，我们欣然接受了。
车里仅留下一名乘客的位置，于是我自告奋勇地钻进了后面的敞篷货箱，和自行车挤到了一起。我像一个婴儿般蜷缩成一团，躲避着冰冷彻骨的狂风。在车的前方，漫天纷飞的雪花中，一群毛发蓬松的双峰驼在车的正前方飞奔。几分钟后，我禁不住打起了寒战，似乎在无穷无尽的10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皮拉里（Pirali）的中国哨所，这时候寒冷已经侵入了骨髓。然而幸运的是，其中一个乘客（肯定是搭车到山口的一名警察）下了车，腾出了一个地方，于是我在后座里得到了一个栖身之地。
漫长的下降终于将密不透风的雪云抛到了后面，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绿草如茵的平原。帕米尔高原熠熠生辉的圆顶已经取代了锯齿般的山脊和喀喇昆仑山脉锐利的山峰。巴基斯坦境内单一的色调和充满阴影的长廊已经让位于泼洒着青绿、米黄、白色和蓝色的明快而轻灵的远景。牦牛、驴子、绵羊和披挂着长毛的骆驼在牧场上徜徉，这个情景早在我行驶于哈萨克斯坦时已是司空见惯。塔吉克或吉尔吉斯的牧羊人外表上充满了野性，偶尔可以看见他们坐在马背上，在大草原中巡游。
伴随着进入中国境内而来的兴奋感很快被我们不尽如人意的抵达方式所冲淡，有好一阵子我都在和自己的内心进行着斗争。我一直在发抖，毫无疑问，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离骑车还差得很远。我需要一个痛快的热水澡、热乎乎的食物和充足的休息。克罗姆佩兹不像我那么“清教徒”，她看起来很是心满意足，悠闲自得地望着倏忽而过的风景。恐怕我最好还是把自己的骄傲咽下去，跟着车坐到塔什库尔干再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在那边的旅馆里好好地休息一两天。
塔什库尔干的冰山旅馆没有热水，也没有挂衣服的地方，当地人说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卫生间也散发着臭气。克罗姆佩兹最擅长马后炮，这会儿又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没能讲个更低的价钱（荷兰人吝啬鬼的名声果真名不虚传）。在隔壁昏暗的餐厅里用筷子吃饭真是一次痛苦而缓慢的过程，我们只得厚着脸皮要勺子。
晚餐后，我们散步在唯一的一条柏油路上，探查周边的情况。这里的建筑就像一个个简陋的长方盒子，让我回想起俄罗斯农村斯大林式的建筑。四个正值妙龄的塔吉克女子身着盛装，像是去赴宴，她们穿着高跟鞋、紧身衣裙、抹着口红，经历了巴基斯坦的苦行之后，此番情景颇让人惊艳。我又闷又冷，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像是被困住了，行动不得。即便是食物也无法融化身体内部的冰冻，晚上上床时，我还在剧烈地发抖。
*
夜晚，我身体的颤抖算是消失了，然而，位于海拔3200米的塔什库尔干在五月初依然寒气袭人，我们穿着大外套和手套逃离了冰山旅馆灰暗的小屋。空旷的大道在泛着金光的辽阔牧场上穿行，波光粼粼的小溪在其中纵横交织。一望无际的蓝天上飘浮着高远的云彩，它们有时盘踞在浅褐色的山腰上，投下暗影，就像是一片疑云侵入了不安分的心思。远处袅袅的烟雾透露出平原上工厂和住家的踪影。路边偶尔出现的建筑物显出穆斯林和马克思主义不和谐的混合，用经过烘烤的泥巴建成的传统房屋和一些用白瓷砖砌成的长方形建筑比邻而居。
这时，两只大狗伏击了我们，它们汪汪地咆哮个不住，克罗姆佩兹明智地慢下了车速。我驾着自行车对着其中一只对她穷追不舍的大狗直冲过去，那只狗掉头就跑，但是绕了一个圈子后又发动了第二轮进攻。我把自行车扔到了一边，身边没有一块石头，于是我往空中喷了一团蓝雾，就地抓起一把路边的沙砾向它飞掷过去。等到一个女人听到了混乱声，从附近的泥瓦房赶出来查看的时候，这两只狗已经撤退了。我向它们逃跑的方向使劲地扔了一块石头（终于找到一块），看了那妇女一眼，把自行车从路边的泥土里拽起来，踩了一下脚蹬子扬长而去。贫穷偏远的农村，野蛮的恶狗，当地人明显的突厥体貌特征，空旷豪迈的风光，这一切都让人强烈地联想到东安纳托利亚高原。
又开始爬坡了，道路缓慢却无情地向海拔4000米的苏巴希高原（Subash Plateau）上升，地形再次从牧场回归到岩石和碎石。电线杆子沿着宽阔而乱石丛生的干枯河床向远方延伸。两旁是光秃秃的山丘，奶茶般的颜色弥漫上升，直到和层峦叠嶂的雪峰相遇。山路上的每一道儿弯和每一座山峰都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即将登临山口，却发现每一次都是对起伏的肺部和疼痛的双腿发出的考验。在跋涉的过程中，我们有规律地停下来休息，喝几口水，吃一点儿马麦酱三明治。被冰峰撕裂的浮云拖着长长的尾羽，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Muztagh Ata，突厥语的意思是“冰山之父”）如同一个巨大的冰柱，高高地耸立在右边乱石散布的山坡之上。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口，眼前所见令人惊叹不已。在我们的前方，青灰色的天空倚靠在连绵不绝的雪峰之上，其中的主峰是7719米的公格尔峰（Mount Kongur）。从这里我们断断续续地可以看见又小又远的山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坠入空旷而遥远的低谷，踏入远方辽阔的草原中。
*
在喀拉库耳湖（Lake Karakul）的圆顶帐篷里挨过了零下几度的寒夜，我们在万里晴空下再次出发，此时身上的干粮袋里只剩下最后一点儿混着湿奶粉的玉米片了。这又冷又湿的糊糊，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只有加上一点儿“古老的”伊朗葡萄干，才稍稍获得了一点儿生气。我们顺着山谷蜿蜒而下，在重力的帮助下，这样的骑行真是畅快淋漓。两个小时之后，克罗姆佩兹厚着脸皮停在一个孤零零的土坯屋子外面，向人讨一杯茶喝。
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我们居然被邀请入内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开间，就像传统的圆顶帐篷一样，有客厅、卧房和厨房，里面至少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