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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是没有训练过叶莲子，今日教了“对对和”，‘她就只管碰下去，三个“一万”、三个“红中”、三个“白板”……明日教她一个“一条龙”，她就忘了“对对和”，只会一、二、三，六、七、八，二、三、四地吃下去……
打完牌总会去小吃，豪爽的于连长太太付了账，叶莲子就非要还回自己的那份儿不可。
叶莲子从不惹是生非，但常常让人感到不自在。她让人感到不自在，并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用她的不做什么去打搅别人做的什么。好比这一碗汤圆、一块米糕，值几个铜板？吃的就是随意和太太们的小亲小热。要么你来做东，要么受之坦然，偏偏叶莲子要还她那几个铜板，把小亲小热的气氛弄得像锅夹生饭。
于太太万事如意，如意惯了，就见不得让她觉得不自在的东西。这东西不管是物或是人，她就要调教调教。于是于太太忍不住要对不但败了她的兴，也败了大家兴的叶莲子来点什么：“这几个小钱儿也值得这么推来推去？非得还钱才叫还账？你回头再请我一次不就得了。好吧，好吧，我收下了，可别为这俩小钱儿闹得你几宿睡不着觉。”
一时间大家停止了说笑；闷头不响比吃了起来。叶莲子既不管自己是不是犯了太太俱乐部的规则，也不在意于太太说了些什么，看了看牌价，还是如数把那几个铜板放在了桌上。
《无字》
第二部 第三章
1
五十年代初，顾秋水终于结束了自一九三五年底而始的清客生涯，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以为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穷二白的自己；如翻身解放的贫农（连下中农都划不上），理所当然是新社会的一名主人。说到他们那个党在抗日、解放战争中的贡献，无论如何也算有功之臣，他作为其中坚，新社会自然有他一份；又以为自己总算到过延安，就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政治资本……岂不知“曾经”是靠不住的，同路人的位置有待进一步认识，有关贫农之说也驴唇马嘴对不上茬儿，更忘记他在延安时就人了另册，面对非黑即白，又如何解释他那五色斑斓的历史？……
所以没有被打成右派之前，顾秋水不但精神昂扬、衣着光鲜，完全没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政治觉悟，甚至还不识时务地扩散着一股以当时标准来看很浓也很腐败的膻气，整个儿一个“旧社会”——
好比脚上那双三接头、棕白双色的镂花皮鞋。还有那与“老区”习俗背道而驰的臭讲究，将衬衣下摆束在裤内，而不是散在裤外；一身“美帝”军服或一身英式休闲装，都是从拍卖行或地摊上廉价买来的。彼时北京隆福寺满是拍卖这种货色的摊位，昔日富贵人家开始靠搜罗家底，变卖各种百无一用或价值连城的用品度日。后来国门开放，才知道那就是国外说的“跳蚤市场”。
头上抹着发蜡，且抹得很厚。正像“老区”乍到“新区”人所调侃的：
“就是苍蝇拄着拐棍儿上去也得打滑！”——非常地贴切、形象。
或挎着女人的膀子（五十年代初，北京还残留着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让男人挎着膀子的女人），摇头晃脑地招摇过市，——其实顾秋水并不摇头晃脑，却总给人以摇头晃脑的印象；以他当年在延安受到很多女人向往的资历，甚至不自量力地追求过一位貌美体丰、从解放区来的年轻“老干部”。他忘记了一九三九年的延安，不但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相当委曲求全。而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什么年代？！结果可想而知，没有把他打成坏分子就算他运气……
那么远在一一二师供职时，就让张学良的少将政治部主任应得田看不惯的那种夸夸其谈、乱指点江山的毛病呢？也没有得到丝毫的改观。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几十万没说什么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像他这种夸夸其谈、乱指点江山的人被打成右派，不是该着又是什么！
顾秋水从不具备胡秉宸那样的远大目光和即便一个针眼那么小的窟窿也不会忘记填堵的缜密作风。
他是白白去了一趟延安，而且费尽周折。姑且不谈这段不凡经历的实际效益，至少可以总结出一番安身立命的经验教训，在而后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生涯中，那将是多大一笔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说是政治财富也无不可。他把本该留在一九四九年那个门槛之外的东西，一一带过了门槛。
这在当时饱涨的革命氛围中，非常地异己、腐败。而且，试想一个如此散发着“旧社会”膻气的人，在周遭的革命气氛并以效仿革命气氛为荣的人群中，更是多么地丑陋、荒唐、滑稽、可笑。
顾秋水自己却不以为然，不但感觉不到这种“腐败”，尤其是“异己”，于他是多么危险，反倒自以为“鹤立鸡群”，感觉良好。
差不多五十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末，顾秋水浑身散发着的这种很浓也很腐败的膻味，才在中国重新发扬光大。不论“美帝”旧式新式军服或休闲装或西服革履，还是发蜡或三接头或描眉画眼等等，又成为时尚男女的必修课；男女们不但可以在公众场合勾肩搭背，甚至可以耻骨抵耻骨地“桑巴”……对“旧味儿”的临摹如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更是“段数”极高的时尚。
而世家出身、一直以“英国品位”修理自己的胡秉宸却跟不上形势了。他的“英国品位”如流水经年拍击的岸，渐渐模糊了早年清晰的边缘，与他所有的失落汇总为惨痛而又远非惨痛的恨意。这也许就是他晚年每每看到平空乍富的新贵总是嗤之以鼻的原因吧？至于五十年代相当“腐败”、“异己”，散发着“旧社会”的膻气，让人很不受用的顾秋水，到了二十世纪末，看上去已经像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乡镇企业家了。
顾秋水不解：世道怎么转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最后悟出，人这一生差的其实就是那么一个“点几”——赶在那个“点儿”上，就是顺风顺水；赶不在那个“点儿”上，就是船毁人亡。
东单西北角的拐弯处曾有一个跳舞场，三十年代是北平有产阶级一个消闲的去处，一九四九年以后改为青年电影院。二十世纪末，一个财大气粗的港商又在那里掘地三丈，一座蔬菜大棚更是在昔日东单跳舞场的旧址上腾空而起。那块划着多少红男绿女心痕的地界，也就被埋葬在蔬菜大棚之下。五十年代初期还很光鲜的顾秋水，时而经过青年电影院，也就是当年的东单跳舞场，常会驻足而思。这里正是他和包天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始点，也会想起那个风流倜傥、与包天剑经常出入此地，后来又牺牲在渣滓洞的王副军长，还有解放初期死于贫病交加的包天剑。然后聊发一通“光阴啊，光阴”的感慨，依依不舍地离去。同时不自量地思忖着自己与包天剑的不同，以为天下从此太平，他也就此过着不错的日子。好像共产党的天下也是他的天下，至少在如此阔大的地面上，无论如何会有一小块地方，足以放下他那两只尺寸不大的脚。
像很多人一样，他高兴得太早了。那不过是个“间歇”，就像一个乐句后面的休止符、地头上的那顿晌午饭、老虎打的那个盹。
一九三五年包天剑自东北军退隐后，虽把时光消磨在了麻将桌或跳舞场上，但并不等于他没有企盼过一条出路。
当然他也不会像进取之人或绝对没有出路的人那样，去积极地寻找出路。包家在东北的不动产虽然丧失殆尽，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能像荣国府那样“饿死的骆驼比马大”。
不要指望一个有饭吃，哪怕暂时还有饭吃而又没有进取理想的人，像一个有进取理想或绝对没有饭吃的人那样，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正，对“平分秋色”，对一个合理的未来有那么多期待。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一呼百应、所向披靡，正是因为二十世纪初没饭吃的人太多，有饭吃的人太少。如果等到下一个世纪，当资产阶级终于懂得了那个道理——大家都得有口饭吃，而且还得是不错的一口饭，自己才有更多赚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许只须作为一个学派，在大学的哲学或经济学课堂上被学者们探讨，争论一番。这可能就是共运从来不把希望寄托、扎根在那些有饭吃的人身上的缘故。包天剑出生在一个戎马倥偬的家庭，从小看的就是打仗、杀人、流血……甚至从小耍的玩具都是长长短短的枪，即便亲朋之间，哪句话不对付也能马上拔枪相向，自出生起，只好别无选择，终生从事打仗这个职业，除此他还会干什么？既然什么也不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