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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罗麦基犹太教堂，以庆祝此次战斗的结束。在刚好4个星期的时间里，一支小小的犹太军，抗击了数量上占优势、装备又精良的德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被俘的5。6万多人中，7000人被当场枪毙；2。2万人被送至特莱勃林卡和卢布林；其余则被送进劳工营。德军的官方伤亡数字——显然已被缩到最小——是死16人、伤85人。更重要得多的是，它打击了希特勒之“犹太人是懦夫”的观念。
（2）
那年6月上旬，教皇庇护十二世就灭绝犹太人问题，秘密地向“红衣主教神圣学院”发表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向有关当局要讲的每个字，以及我们要做的一切公开讲话”，在解释他如何不愿意公开进行谴责的原因时说，“都必须根据受害者的利益，仔细地推敲和衡量，以免事与愿违，使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但，他未说出口的是为何要小心从事的另一个原因，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要比纳粹危险得多。
罗马教皇教座的处境是可悲可叹的。这一讲话却成了无意的伤害。在教皇的指引下，天主教会所拯救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教会、宗教机关和拯救组织所拯救的之和还多。眼下，在教堂内，在修道院里，甚至在梵蒂冈城内，还藏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盟国的记录要可怜得多。英美两国，尽管大唱高调，却未采取任何有份量的行动，只对少数几个受害的犹太人进行庇护。那年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签署——将受希特勒之害者按惨重程度依次排列为：波兰人、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挪威人、苏联人和克里特人。很奇怪，犹太人竟未提及（这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立下的政策），对此，世界犹太人委员会进行了强烈抗议，结果却无济于事。将波兰犹太人随随便便地算成波兰人，如此等等，在“三巨头”对纳粹恐怖主义的总分类中，“最终解决”便石沉大海了。
丹麦人之正义感和勇气，与“三巨头”迟迟不敢面对有计划有步骤地灭绝犹太人的事件这一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虽受德国人的占领；却毅然将国内6500名犹太人几乎全部运到瑞典。还有希特勒的盟友芬兰人，他们“拯救”了国内4000名犹太人（只有4人未幸免于难）。还有德国的另一个盟友日本人，他们为报答在日俄战争中（1904—1905）犹太人开的昆—劳埃伯公司给予日本的资助，在满洲为5000名流离失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庇护所。
然而，为阻止在“东方”发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仅34岁的德国人了。他是希姆莱的律师，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铁路管理员。从学生时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伦理学，甚至在就任党卫军法官一职后，对不法之举（不管犯者为谁）仍直言反对。由于他之严格按证据所作的判决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线某党卫军师部工作，以示惩罚。由于他名声太大，他遂于1943年被调至党卫军保安处经济犯罪案办公室任职，不准他处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贪污案件进行常规调查。涉嫌者系该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人们怀疑他将集中营的劳工租给民间雇主，从而吃粮食空额等，总的说来，为谋取私利而办集中营。初步调查的结果仍不足以为他定罪；另外，还有一大群人支持科赫，认为他无辜。
7月间，摩根前往魏玛，下榻于希特勒最喜欢的当地旅馆——“大象旅馆”，不声不响地开展调查研究。令他奇怪的是，他发现，坐落在魏玛上方一座山头上的集中营，竟景色宜人，里边的设施油漆一新，很干净；地面上铺满了青草和鲜花。营内的犯人看上去很健康，晒得黑黝黝的，吃得也不错。他们能定期通邮；营内有一个大图书馆，藏有各种外文书籍；演杂技、放电影、举行体育比赛——甚至还有一所妓院。在深入进行了解后，摩根发现，布痕瓦尔德营内的贪污案始于“水晶之夜”，大批犹太人来营之后。不幸的是，案情越接近科赫，证据便越不足。他发现，知情的犯人常凑巧死亡。从他们的案卷中，他发现，各人死亡的日期又相隔数年，死因也各不相同。他怀疑系谋杀，便下令调查。他的调查人员找不到线索，拒绝继续调查。
要是常人，他就会放弃调查了。但摩根确信。他们肯定犯了罪，便亲自进行侦探。他出入于当地各家银行，向他们出示看上去像官方的证件，并假称自己是奉希姆莱之命，前来查阅科赫的帐户的。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一家银行里，他发现了一份无法否认的证据——科赫侵吞了10万马克。摩根还深入调查了监狱记录，发现证人们已在秘密牢房内被处决。他终于拿到了谋杀的罪证。
摩根带着一皮包材料和证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长对他搞的证据却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对他的差使如此认真，连忙指使他去找卡尔登勃鲁纳——海德里希的接任人。他也同样表示厌烦——并假惺惺地说：“这不关我的事。到慕尼黑找你自己的老板去罢。”摩根忠于职守，将证据转至党卫军法律部。他们也不愿负责。“这些事你得告诉希姆莱”，部长说。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莱的指挥部，但希姆莱拒绝见他。
有个希姆莱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摩根草拟了一份措词谨慎的电报，扼要地说明了案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此电报亲手交给希姆莱。不知何故，此电竟溜过了官僚机构这个障碍，落到了希姆莱手中。没有想到，希姆莱竟授全权予摩根，让他继续调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员。此举令几乎所有人都惊诧不已。有人认为，这是希姆莱不信任各集中营之总管奥斯瓦德·波尔之故；其他人则相信，他并不了解此案是个潜在的“潘朵拉之盒”（*出自希腊神话。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下凡，天神派潘朵拉下凡。下凡时，天神送给她一个盒子。她打开一看，一切灾害罪恶全从里边跑到人间，只有希望还留在里边。——译注）。最深知希姆莱的秉性的人们觉得，这是他的奇特的荣誉感的另一例。
（3）
“残忍也有一颗人心”
——威廉·布莱克
在国社党的高层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之彬彬有礼以及他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谦虚和对道理的深明，在许多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物；抵抗运动的同仁则认为，在纳粹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可用来结束希特勒统治的领导人。在霍斯巴赫将军看来，他是元首的罪恶精灵，既冷静又善筹谋，“是第三帝国里最厚颜无耻的人物”。梅克斯·阿曼则认为，他是“罗伯斯庇尔或热衷巫术的耶稣会之流”。国联驻但泽前高级总督卡尔·布克哈特觉得，希姆莱之所以成为一个罪恶人物，是因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瞒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方法论；他有点像机器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伦眼中，他是个慈父。“不管人们说我爸爸什么”，不久前她说过，“不管人们怎样骂他，或将来骂些什么——他都是我的父亲，是最好的父亲。我过去爱他，现在仍爱他。”
希姆莱的部下大都觉得他是个待人热情，事事深思熟虑的领导，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书们玩纸牌，与副官们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请了十多个女杂工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还令军官们任意挑选她们共席。军官们有点儿不愿意；希姆莱自己把她们的领班带走了。
他的性格像谜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时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以他父亲最著名的门生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时的希姆莱并不比巴伐利亚他那个阶级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犹。从他在日记中对犹太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个盲从者，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他想公正地对待犹太人。
对于性，他有顽固的信念。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异乎寻常的。总而言之，他似乎是可预言的、巴伐利亚教育和训练的产物——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严肃认真又循规蹈矩。
1922年，22岁的希姆莱成了满脑子反犹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带着浪漫的眼光向往军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他愿为某件事业而献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