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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古德里安就此评论说，机械化部队虽然强大，却弥补不了空军和海军的失败。这一说法触怒了希特勒，为遏制自己，他走到另一房间，与古德里安个别谈话。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致使一名副官不得不提醒元首说，他说话的每个字外边都听得很清楚。是否把窗户关上？
当晚晚些时候，当希特勒得悉，冯·克鲁格陆军元帅已神秘地失踪时，不禁大怒，——当天早些时候的发怒，若与这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克鲁格的失踪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当天上午，这位西线总司令乘车去前线与装甲兵司令进行会谈，但他压根就未到会晤地点。希特勒大喊大叫说，克鲁格肯定与炸弹阴谋有关，已趁机溜走，和敌人进行秘密和谈去了！
事实是，由于遭到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克鲁格的车子，连同两台发报机一起被炸毁，他抵达前线的时间被推迟。他不但被困在拥挤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绝，而且还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他尽力阻止盟军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务已毫无希望完成。自从在俄国发生一次严重车祸以来，他一直精神萎靡不振。他常在自己的办公室走来走去，非常痛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对上帝，对自己的民族，和对自己的良心，都负有责任”。
当天夜深，克鲁格终于抵达了前线，但那时希特勒已决定让陆军元帅莫德尔接替他的职务。8月17日，莫德尔带着元首的手谕来到法国，接过了西线的指挥权，克鲁格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职搞得晕头转向。“我的名誉全在阿弗朗什”，他指着地图对他的参谋长说。“现在，我全完了。”第二天，他坐上小汽车，懒洋洋地东行，像施图尔纳格尔一样，重游了法国的旧日战场。与施图尔纳格尔一样，他也想自杀。克鲁格成功了。在克莱蒙顿阿尔贡附近的一棵树下吃完午餐后，他将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交给了副官——然后便吞了氯化物。
另一封写给元首的信已在途中。在简要地说明了他为何阻止不了盟军的前进后，他恳求元首结束战争，结束人民所受的不可言谕的痛苦。在“狼穴”，希特勒读完这封信后，未作评论便将它递给了约德尔。在信的末尾，克鲁格称颂了希特勒的钢铁意志和天才，以及他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斗争”。“现在，就请结束——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证明您是个伟大人物吧！”这封信似乎要扼要地叙述陆军最后蒙受的耻辱，但这不是为了他自己。克鲁格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不过想最后一次作出努力，用敲响警钟的办法，为国服务罢了。
这是徒劳的；希特勒仍一心想完成其最终的历史使命：把犹太人从世界上清除干净。这个任务，据艾克曼8月的报告说，已接近尾声。他告诉希姆莱，600万犹太人已被消灭——其中400万是在屠杀营里杀的，其余是在运动战中丧生的。由于红军进展迅速，加上康拉德·摩根不倔不挠地进行调查（他估计被杀的犹太人数已达600万），希特勒便让希姆莱拆除全部屠杀中心——奥斯威辛除外（拆除屠杀中心的命令是希姆莱于1944年11月24日下达的）。还有来自匈牙利、罗兹、斯洛伐克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未被毒死，如果东部的军队能阻止苏军突破，霍斯指挥官是拥有这项设备去完成整个工作的。
（10）
军事形势已严重到只有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才会不考虑投降。从波罗的海至乌克兰的整条东线，红军发动反攻，不是将德军消灭便是将他们包围。在南面，苏军正在攻占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北面，苏军刚将50个师的德国包围；在中部，红军正在包围华沙。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冯·兴登堡总统的棺木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这紧急情况下，戈培尔于8月24日颁布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剧场、音乐厅、戏剧学校，以及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必须在一周内关闭。他警告说，用不了多久，所有管弦乐队、音乐学校和学院等，除几个主要的外，也将全被停业或关闭；艺术家不是应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两家有插图的报纸外，其余书籍，例如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次日，经德国占领4年后，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24小时后，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8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作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时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来。”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5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没看过一部电影。”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要散布悲观主义！”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尤其重要的，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1918年那样，受到玷污。”他的思想又暂时回到爆炸阴谋上去了。死亡，他说，“是忧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脱。只一眨眼的功夫，人便从一切中解脱出来，永远安息。”
他这种宿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结果。他虽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书们开玩笑——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却受伤风的严重影响，而伤风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剧。几天后，他觉得头发胀，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他说胃痛，却又对吉辛医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各种药丸的结果——置之不理。9月初，为了减轻瘘管痛，他同意按吉辛医生的处方使用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实实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个小时。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如同对莫雷尔医生一样，他对吉辛也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继续作详细的笔记。他甚至承担了更危险的任务：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话来说：“相当原始的心理试验”的目标。吉辛对他作的诊断是“凯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但是，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眼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说了她的闲话。当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诉他，她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解释说，元首昨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诉她。后来她被叫到元首的书房。他抓住她的双手，温柔地说：“啊，孩子，我多么难过。你丈夫是个多好的人呀。”他叫她继续工作下去，并答应“经常帮助”她。
9月上旬，埃肯教授再次前来检查。当听说莫雷尔给他打了那些针和吃了那些药后，与吉辛医生和希特勒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一样，他也很担心。4名医生秘密商量，但埃肯教授担心元首也不会听他的警告，就像不听3位医生的一样，因为元首完全信任莫雷尔。
一星期后，希特勒诉说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痉挛，他整夜不能合眼。瘘管发炎也未见减轻；头部的左边继续疼痛。而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锤声加重——为防止遭苏机的突然轰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健康的损坏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原来很好的记忆力，现在衰退了。长期以来，对冗长的文件他都能过目不忘，能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