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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复。他说，他原则上同意，但要等一等，然后再最后作出决定。里宾特洛甫等人是有能力劝阻他的。
那年2月，欧洲中立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和谈的谣传，这大都是因为彼得·克莱施特最近作的努力所引起的——希特勒曾明令他不得与俄国人再有往来。他这样做了，但到了后来，他又自作主张在瑞典进行冒险活动，这些活动最终导致另一次和平努力——此次是与西方。开始时，他同意与“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重要代表吉莱尔·斯托茨会谈。在斯德哥尔摩旅馆内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托茨建议，从各集中营释放4300名左右犹太人。
克莱施特说，靠这样个人的活动是解决不了犹太人问题的。它只能用政治办法解决。“如果用保存犹太人的办法能换取欧洲的保存”，克莱施特说，“这倒是一桩真正的‘交易’，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
斯托茨热心起来了。他建议由克莱施特出面与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伊沃尔·奥尔逊谈谈，这人是罗斯福总统“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斯托茨前往联系后，回来激动地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去赎买150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生命。这正中克莱施特的下怀，便把斯托茨的话向纳粹驻丹麦总督瓦尔纳·贝斯特说了一遍。贝斯特的建议是，此事最好去找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
回柏林后，克莱施特果然找了卡尔登勃鲁纳，却被当场逮捕，如同他与克劳斯打交道时那样。但是，数天后，卡尔登勃鲁纳却通知他，说希姆莱“愿意考虑瑞典建议的这个可能性”。他要克莱施特前往斯德哥尔摩开始谈判，为了表示守信用，要他带2000个犹太人前去，作为见面礼。以犹太人作交易，对希姆莱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别的场合，他就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初步的谈判，用犹太人进行讹诈，以通过谈判求和。他也受到两个值得怀疑的人的鼓励。一个是他的按摩医师，叫菲力克斯·克尔斯坦。此人是没有学位的医生，波罗的海地区人，生在爱沙尼亚。另一个是希姆莱的情报主任舒伦堡，一个唯利是图者。他也试图说服希姆莱，向政治犯和战俘表示人道，能向全世界证明，他并不是个怪物。舒伦堡坚信，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和他自己引向毁灭，因此，他一直不知疲倦地敦促希姆莱去开拓每一条有可能通向和平的道路。
这却不是个轻而易举的差使，因为这些谈判必须瞒着希特勒进行。另外，卡尔登勃鲁纳忠诚于他的元首，又讨厌和不信任舒伦堡。卡尔登勃鲁纳曾不断劝谏希姆莱，敦促他切不可搞得使希特勒不快——或更糟糕——的谋划。这都是在他听说克莱施特的最新建议前的事情。对克莱施特他是信任的，毫无疑问，希姆莱会把克莱施特派回瑞典去，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党卫军的暗中策划却成了这个样子：克莱施特刚开始准备行动，便被召至卡尔登勃鲁纳的办公室并获通知，此事已与他无关。卡尔登勃鲁纳不能向他解释的是，他的敌人舒伦堡刚把希姆莱说服，即叫他不要与外交部共享任何荣誉——于是，希姆莱便改派克尔斯坦前去做这笔交易。克尔斯坦立即就集中营内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由问题与瑞典外长开始谈判。由于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同意让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柏林，与希姆莱本人作出最终的安排。
由于克莱施特已被告知不准作声，他的顶头上司里宾特洛甫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后来，瑞典驻柏林大使无意中给希姆莱发了个正式照会，要求准许伯纳多特与帝国长官会见一次——由于这是官方文件，不消说，它必须经过外交部。里宾特洛甫这才首次明白，原来他的对手早就瞒着他在进行和谈。他把弗里茨·赫塞找了来——此人在战前曾不倦地为谋得与英国的和平而奔波。赫塞是否认为，伯纳多特伯爵适合传递“和平触角”？赫塞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答：元首是否已允诺进行谈判？没有，里宾特洛甫承认说，不过，也许可以将他说服。他们一起就这个问题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呈交给了希特勒。它虽未用“投降”这个字眼，赫塞也未被骗住。
他议论说，它比主动提出投降也好不了多少。他怀疑西方是否会考虑这些建议，但又说，“很好，你可试试，不过，我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里宾特洛甫是以与政敌希姆莱谈判为开端的。令他惊奇的是，希姆莱十分愿意合作；当听说元首可能发觉伯纳多特前来柏林谈判的事情将超出人道主义时，希姆莱被吓坏了。首先，他保证外交部将来会得到他个人的全力支持；然后，他答应下令取消希特勒关于消灭战俘和关押在集中营内的犯人，不让他们活着留给敌人的指示。里宾特洛甫喜出望外，在向赫塞透露这点时好容易才忍住喜欢之泪。“是呀，我们现在总可以设法拯救德国人民了”，他说。于是，他便于2月17日派赫塞前往斯德哥尔摩。
想来希姆莱必定是立刻便为其过早地向里宾特洛甫所许下的诺言而后悔莫及的。一想到元首可能发现——并误解——其之所为，希姆莱便吓得魄散魂飞。伯纳多特抵达柏林后，他竟拒不接见——除非他的两个敌手（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先行会见伯爵。他暗想，这便可阻止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说三道四。两人都很高兴。首先会晤伯爵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但伯纳多特却要求直接与希姆莱打交道，便不愿与他的助手多言，只提议让瑞典的红十字会派人到集中营内去工作。卡尔登勃鲁纳连连点头，还说他“非常同意”让伯纳多特亲自面见希姆莱。此举令伯纳多特好生惊奇。
不出一个小时，伯纳多特便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了——或者说，在听他讲。由于不知要听里宾特洛甫发言多久，伯纳多特偷偷地上好了他的跑表。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讲了一个题目又一个题目，滔滔不绝地讲着纳粹的陈词滥调。末了，他宣布，给人类作出了最大贡献而迄今仍健在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毫无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他沉默了。伯纳多特将跑表一按——里宾特洛甫竟一口气讲了67分钟！次日，伯纳多特伯爵乘车前往格赫德医生的疗养院。这家疗养院设在柏林北面约75英里的霍亨里亨，系希姆莱非正式的总部。伯纳多特觉得他和蔼可亲得令人难受。从外表看，希姆莱毫无穷凶极恶的样子；他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两只小手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伯纳多特告诉他，在瑞典引起公愤的是抓人当人质和屠杀无辜的百姓。希姆莱认认真真回答说，显然，伯爵的消息不确切。他问伯纳多特是否带有具体的建议。
伯纳多特提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内的挪威人和丹麦人并交由瑞典关押。这个要求本来微不足道，却引出一连串对瑞典人的猛烈指责。这与伯纳多特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希姆莱之所以这样，恐怕是突然生出的恐惧心理所致。“我要是同意了你的建议”，他说话时，眼睛不时眨巴着，“瑞典的报纸恐怕会登出大标题，说战犯希姆莱，因怕受惩罚吓破了胆，正设法赎买自由。”接着，他又改变主意，说他或许会按伯纳多特请求的去做——假若瑞典和盟国能向他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的话。
“那是不可想象的”，伯爵回答说。接着他又要求得到几个小的让步。希姆莱同意了。伯纳多特的勇气大了些，问，是否可让嫁给德国男人的瑞典妇女返回家园。希姆莱当即予以拒绝。由于被逼至尽头，希姆莱的态度变了。“你也许会觉得我多愁善感，甚至荒唐可笑，但是，我是发了誓要忠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德国人，我不能违反我的誓言。因此，我不能做出任何违反元首的计划和愿望的事情来。”只在片刻前他还作出了可能会令希特勒大怒的让步，现在呢，他却在随声附和，跟着希特勒大谈“布尔什维克威胁”，还说如东线崩溃，欧洲便会完蛋。然后，他又带着感情，回忆了纳粹运动初期的“光荣的”日子——“我一生中最美妙的年华”。
伯纳多特勉强插进一个客气的问题：关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承认犹太人中有好人，就像其它民族一样吗？我的朋友中很多是犹太人。”“你说得对”，他答道，“但是，在你们瑞典可没有犹太人问题，所以你便理解不了德国的观点。”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会谈结束时，希姆莱答应在伯纳多特回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