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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这本书也表明，他已剧烈地改变了其对外政策。战争结束时他深信，法国是德国的主要仇敌，在1920年7月的一次讲演中，他甚至曾说过，一旦犹太人被逐，就与苏联结盟。现在，过了6年后，在第二卷的倒数第二章 中，他承认把法国当作主要敌人是错的，完全反对重新再战。国社党的对外政策必须改变，他说，就是说（着重点是他加的）“要在这个地球上为德国人民取得有权得到的土地”。几页后，他把话说得更加露骨：“我们要继续600年前未竟之业，停止德国人无止境的南迁西走，将目光朝上转移，盯住东方的土地”所谓东方，主要指苏俄。他攻击说，苏俄“在犹太人桎梏下”业已沦陷，命运已把德国挑选出来，征服这块以犹太人为患的土地。
扩张主义历来是德国的梦想。1906年，克劳斯·瓦格纳写道：“每个伟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领土。它必须向外国领土扩张。它必须用刀剑的威力驱逐外国人。”希特勒的贡献在于他将此与反犹主义联系起来。他说，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决定。今天的情况是，“冷酷无情的犹太人正为统治各民族而斗争。除非使用刀剑，否则，没有一个民族能将犹太人的黑手从其脖子上除开。”所以，靠了刀剑，他便能消除犹太人的威胁，消灭法国、俄国和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从在帕斯瓦尔克医院里看见幻影以来，靠其特殊的、无系统的、几乎具有灵感的方法，经过7年的探索，他终于得出了这个结论。
赫斯带着这本书去见豪斯霍弗教授，问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评论一下？豪斯霍弗看了这本书后“颇不高兴”，尤其是（因为他妻子是犹太人）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恶骂。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间理论与希特勒的征服东方论有何联系。“我那时觉得”，他后来回忆道，“它好像是专为盅惑人心而写的、转瞬即逝的许多书籍中的一种。非常明白，本书的来源与我无关。”
希特勒对全书作了深思熟虑后，向弗兰克承认，他不是一个作家。“写作时，我常常想不起来。”他承认，《我的奋斗》仅是他为《人民观察家报》写的主要文章的集子。“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如果在1924年我就知道将来会当总理的话，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
在《我的奋斗》第二卷出版后几天，希特勒将在霍夫布劳斯酒店举行的纳粹圣诞庆祝活动变成了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基督”，他说，“是早期反对世界敌人犹太人的斗争中最伟大的战士。”（希特勒并未将耶稣看成是个犹太人，而是个不遵循犹太宗教，因而没有犹太毒素的半犹太人，其荒谬的理由是，他有纯洁的思想，只不过有犹太祖父母而已。）他不是和平的使者。他的生活目的和毕生的教导都是要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战斗，为此，他便被他的头号敌人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之未竟事业，我阿道夫·希特勒将把它完成。”
几个月后，自命为弥赛亚的希特勒之最强大的政治武器得到归还。1927年3月5日，不准在巴伐利亚公开演讲的禁令被撤销。4天后，他在皇冠马戏院向一大群兴奋的听众发表了讲话。晚8时3分，外边响起了“希特勒万岁！”的喊声。
接着，乐队奏起了激动人心的进行曲。希特勒穿着军衣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随从。在听众的欢呼声中和顿足声中，他迅速地沿夹道大步走去。希特勒一上讲台，厅内顿时鸦雀无声。200名褐衫党徒，在2名鼓手和一面旗帜引导下。步入会场。“万岁”声顿时雷动，听众一律举臂行法西斯礼。台上，希特勒脸色严峻，伸出右臂。在乐声中，旗手们打着罗马兵团式的闪闪晶晶的花圈老鹰卍字旗，走上主席台。冲锋队员们在台下就座，在台上的，则一动不动地立正站在演讲人身后。
开始，希特勒讲得很慢，不慌不忙。接着，他便滔滔不绝。据警方说，他激动得前后跳来跳去，不停地打着手势，“令1000名听众着了迷。当他的讲演被掌声打断时，他便向前伸出双手，极富戏剧性。在讲演的后半部分常出现的‘不’字，也像演戏似的被敌意加重。”这是哈努森式的讲演。在两个半小时里，希特勒大谈德国的危机；他的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世上，只有犹太人才是胜利者。这是个激动人心的讲演，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他说了些什么，而是他讲演的方法。只有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这一次，他将合法地，并最大限度地使用品迷人的魅力，以达到其目标。
在类似的重要演讲过程中，希特勒常常要喝20小瓶矿泉水，他的衬衣也常被汗水湿透。有时，特别是在夏季，他坚持要在讲台上放置一块冰，以供凉手。每次讲演完毕，他便立即到附近的房间，（这是会议举办者提供的）去洗澡。
（5）
在这次及尔后的多次讲演中，希特勒好像在遵循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攻击资本主义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时，他甚至使用了左派的语言。但是，他却把将城市工人争取到国社党一边来的战斗锋芒留给了一位更有资格的人去承担。约瑟夫·戈培尔早已去了柏林，走时，他肩背一个旧书包（里边只有两套外衣，几件衬衣，几本书和一叠手稿），买的是三等火车票。抵达后，他发现，柏林区的党组织混乱不堪。他后来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所谓党组织根本名不副实，五花八门的人凑在一起，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只有几百名。”他的说法虽然比他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要不符合实际得多，但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在首都，党的会议常常变成叫骂比赛，抽耳光之举成了家常便饭。一次，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与一名叫哈格曼的发生争吵，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竟以提出决斗而告终。
摆在戈培尔面前的任务，很明显，是极端困难的。在他所管辖的近千名党员中“除了彼此不和外”，在街道，还遭到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当时的区党部设在波茨坦大街一座大楼内的“肮脏的地下室里”。“简直乱透了。财政被弄得乱七八糟。柏林党区那时啥也没有，有的是债务。”这种情况不但没有令戈培尔泄气，反而使他倍受鼓舞。他将总部迁至一个较好的地方，开始正常办公，还健全了财会制度——由他亲自管理。到1927年2月，区党部不但全部偿还了债务，而且还有1万马克左右的固定资产，还拥有一辆旧车。
戈培尔觉得，现在该是壮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为此，他就得引起厌倦的公众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耸人听闻的东西，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他写道，“他们靠此过日子。若不认识这点，任何政治宣传都是无的放矢。此后，或写文章，或发表讲演，他都尽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讲稿都写得干脆利落，生动活泼。他的冲锋队则在街头找赤色分子寻衅——尤其是在他们有理时。他的理论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众；征服了群众也即征服了国家。“
据房东太太说，凡作讲演，他必先在大镜前练习其姿势，一练就是几小时。上台后，他果然大有长进；不久，他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各样的风格，在会议开始前，他总要问清听讲的对象是什么人。“我该用什么风格？民族的，社会的，还是感伤的？当然罗啰，这一切我样样齐备。”
他常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争取听众。他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