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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一样，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识。
女人为什么写作？（4）
比如《K》、《饥饿的女儿》一看就本土意识很强，一看就是中国式的苦难、中国式的文化，很明显。而比如《上海宝贝》，如果说是翻译小说也很像，是一厢情愿地与西方文化接轨、靠拢、认同。
海归现象是中国文化现象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记者：现在一说“海归”，人们想的都是科技方面、经济方面的海归。
王干：海归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其实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就是“海归”造成的，胡适、鲁迅、郭沫若，老舍……
记者：都是“老海归”。
王干：中国新文学怎么产生的，就是一大批海归人士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钱钟书归来的《围城》一开始就是写海归的过程。
新世纪的文学“海归”加盟越来越多，而且“海归”里女作家，据我了解也越来越多。很多女性到国外以后，特别是学文科的，很快就搞创作，原先不搞的也搞。什么原因？一是对母语的热爱，一是有闲暇，再一是用文字思乡、怀念，因为出去后与周围文化很隔膜，很孤独，只有文学表达内心的焦虑、安慰。
记者：可是您列举的那些人，包括虹影，人未必已“归”，反而是作品先“海归”，这和科技、经济方面的人略有不同吧。
王干： 很多人也已回来了。中国文学的土壤是发展的空间，所以不要只看经济的“海归”，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海归”。
记者：虹影，你认为自己算“海归”吗？在海外和在国内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虹影：中国是我的祖国，不归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不想归来的人。暂时居住在国外，是命运使然。中国有整整几代最出色的头脑，都在国外。国内有些文化人，心里总有点“茶凉学”，既然你们出去了，国内就是我的地盘。我自己多年来遇到过几个女同行这样的打整。这不好，不好在哪里？因为祖国是共同的，是我们大家的。任何一行，有人在国外，对我们中国只有好处。你看以色列就明白，没有一大帮犹太人住在国外，哪来他们在各方面的回旋余地？
我这是朝简单方面说。我是写小说的，就谈小说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请人翻译出版各种语言版本，我当然喜欢看到原文书，只有原文书会让我内心欣慰。中文是我唯一能“玩得转，玩得精美”的语言。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马观花，的确让我看到事情的复杂，多长了不少见识。
我当然是“海归”，我在国内住半年，在国外住半年，毕竟论到写作时，任何地方都一样，都得关起门来，六亲不认，集中心思，一个人写字。
关于那些“妖”什么的，我想最好给别人点长大成熟的时间。不会太长，她们就会成熟的。
记者：记得你在一个采访中说过，在国外像有玻璃幕墙隔膜着你与环境，那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回望中国，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了吗？
虹影：那是一种很孤独的隐居生活。排开配合欧美出版社做宣传我的书的分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绝见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几个极亲密的朋友往来。清早起来将地板清理一遍，打扫卫生。平常，做菜、养花养鱼，花园里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梨树我走时都开花了，鱼池里荷花都冒出芽了。现在到了北京的家，一个人坐拥“书城”“网城”，一个人对墙打兵乓球。
在伦敦我的书房是个白色阁楼，夜里一打开大斜窗，全是亮丽的星星，我知道中国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国。所以带着这种感情，想象力更丰富，发挥得更自如，没有什么限制。这是跨越时空的写法，也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行为。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从80年代离家到现在，可以说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十年，经历过很多奇事怪事。对写作者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却不同。如同我看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国际新左派已经开始征求签名，反对进攻阿富汗。我认为西方不会满足于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个人。俄国很积极报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决整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对于异乡者，这就是一个切身大难题：英国许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帮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经死在那里。英国穆斯林社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大题目，暂且不谈。说小题目。十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你为哪一个队欢呼，就是哪国人。”这个“泰比特测试法”还真难处理。当时泰比特到伦敦大学演说，汽车刚进校门，就被学生包围起来猛踢猛砸。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不用拳脚，而是用战争。哪怕这次战争过后，“泰比特测试法”依然会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巨大问题，与过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锁国界。无论《阿难》还是《K》都是写这冲突，写我们内心深处的“泰比特测试”。
女人为什么写作？（5）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现在已经是对抗势态。白种人对伊斯兰的恐怖，以后可能还有对黄种人的恐怖，会变成顽强的潜心理。欧洲的白人，自从多佛事件、奇……書∧網澳大利亚船民事件之后，对“移民”两字，谈虎色变。但是没有移民，哪来现代世界？海关能挡住思想？
《阿难》和《K》都是写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难，哪怕情人之间，最后都难以沟通。
我不会漠视这个问题：中西文化冲突的爱情悲剧，一曲永恒的哀歌。
3．于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
王干：《K》是情爱小说，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词叫情色小说——不是色情小说，它写到很多性爱、床上戏，甚至写到性技巧，东方的性神秘主义，但整个小说不是色情的，是表达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记者：刚才讲《K》虹影把握不好就是海淫海盗，那么情色小说与色情小说有何区别？
王干：这就像《Discovery》频道也有大量血淋淋的残暴的镜头，但它不是恐怖片，就是它有科学的、人化的东西。
记者：宝贝儿们写“色”被当作最大的商业卖点。
王干：比较复杂。
现在为什么写性的文学作品那么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随着电影等其他媒体的兴起，文学的功能越来越受限制，比如讲故事你可能讲不过电影、电视，揭露社会矛盾可能也比不过《焦点访谈》，讲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的话甚至还不如一个专题片或一篇论文说得清楚，今天文学唯一能保持与其他抗衡的就是它写人性。
人性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不表达出来的，是在灵魂深处，而这是任何图像、任何声音很难表达的，可能和文字比较近。写“性”是人性的初级阶段，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或一个浅层次。从古到今，文学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个领域。现在文学的功能受到其他媒体的压迫，可能就更显得突出。
记者：但这是不是文学的一厢情愿？也许读者并不这么期待文学作品，只是很表面地消遣它，轻轻松松地。
记者：虹影，网上的售书广告：《K》“大胆炙热的情爱描写，中国作家无出其右”，你同意吗？有何意见？你的每一部重要作品，“性”都是基石性质的部分，你怎么看写作中性的问题，怎么把握的？
虹影：仅仅这么说《K》，太表面。在这里我引《楞严经》中的句子“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表达我的观点。我告诉你“写性爱，男人要大胆，女人要不顾廉耻”，这种看法已经是前现代式了！我们的社会已经成熟了。禁忌压着，就会有不正常的好奇，那时写性爱才是个问题，现在这种禁忌，只要对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暂时压一下。其实恐怕对青少年也压不住，太普通了。全世界都一样，除非回到原教旨社会。
因此，现在不是性爱能不能写，敢不敢写（这问题基本不存在了。）而是第一，性爱写得好不好，写得美不美，艺术不艺术，不能简单化，公式化；第二，这点重要，因为性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会卷入无数关系问题、文化问题、阶级问题、种族问题等等。你告诉我为什么问题卷不进来？性爱其实麻烦无穷。以最简单的男女相悦开始，以最复杂的方式收不了场。正因为这样，性爱才成为我写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