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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清军的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西票号跟清朝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就是后来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库仑、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再往北走到达沙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自清康熙初平定葛尔丹叛乱后，经由内外蒙古和新疆的对俄罗斯及欧洲的贸易进一步活跃起来，满州里、恰克图、塔尔巴哈台都是很重要的市场。比如在恰克图，通过蒙古草原有一条中国通向欧洲的商路，即南方物质经长江、运河的水路到河南的周口、赊旗镇，经过清化—泽州—潞安—子洪口—晋中—太原—雁门关—黄花墚—杀虎口—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由1768年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为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活动中心……”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4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00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7页）。恰克图市场在1723年（雍正初年）的商品交换额大约为100万卢布左右，1765年前后（乾隆中期）增至200万卢布左右，到1795年（乾隆末年）达到300万卢布以上，1796…1920年（嘉庆年间）增至600万卢布以上，道光咸丰年间持续增加，以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为例，经山西商人之手，输往恰克图的商品，仅茶叶一项达12万箱（每箱100磅）。这一年，从俄国输入的商品有：各种毛皮123万张，各种毛呢11000匹，天鹅绒117万张，亚麻布57万俄尺，羽纱2。6万俄尺。据统计资料，道光朝是恰克图市场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60％，19世纪40年代贸易额有时超过60％，据《中俄贸易之统计的研究》，1844年，中国对俄商品输出入分别占全国商品输出入总额的16％和19％。对俄贸易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1821…1850年，中国方面向俄输出每年约在800万卢布上下。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是由一种白银的粗制品以“工艺品”的名义来支付的，因为当时俄国禁止输出白银。而这种粗糙的“工艺品”大部分是俄国从汉堡或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输入的，称为汉堡银，其成色很高，被山西吸收后，铸成元宝银，投入国内金融市场。据估计，在公元1840年以前的两个世纪里，中国最终从世界各地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
苏州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好多的商人到某地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会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在后世的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到了后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发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