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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再过二百多年，如今的我们再来看这御笔龙封的故事，仍然可以看到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下，民间仍有其根深蒂固的善恶标准。无论朱元璋加给李善长什么罪名，在民间的话语中，他的确应该给李善长以及无辜枉的人一个交代！
而在当日，杀戮并未完结，文臣的血随着李善长的死流得差不多了，朱元璋的目光又转向了武将。
国公之死
如何掌控功臣，是朱元璋从称吴王以来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除了封赏杀伐外，把“外人”变成“自己人”——联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从朱元璋的儿子女儿成年后，他和功臣们之间的羁绊除了最初刀口舔血的友情以及立国后的君臣之义外，又增加了亲家情分。
刚立国时，朱元璋和功臣们也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他们的子女还都幼小，到了洪武八、九年，亲王公主们多已成年，元勋宿将们的孩子也已长到婚嫁之龄，朱元璋遂和他们倾心结纳——皇太子朱标的老丈人是常遇春，李善长的儿子娶了临安公主，傅友德的儿子娶了寿春公主，而邓愈之女为秦王妃，汤和之女为鲁王妃，蓝玉之女为蜀王妃……和皇家最为亲善的是徐达，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燕王妃、代王妃和安王妃。至于年纪稍长的功臣家的女儿，朱元璋自己就笑纳了——反正后宫大得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也很正常嘛。
而这些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更为复杂，邓愈和李善长若是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他们两人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大上一辈——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真不知道若是在家宴上，两人该如何称呼？至于其他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如胡惟庸者，就去和诸功臣家联姻以求富贵荣华。
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朱元璋分封于各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毕竟洪武八九年时的明朝还没有完全结束统一战争，让皇子们以亲王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视。像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藩王。比如日后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侄子自己当上皇帝的成祖朱棣就当过好几回这样名义上的统帅。
如此一来，以朱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形成了巨大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这个网络涵盖了当时大明朝几乎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了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皇帝朱元璋本人，就雄踞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地位。
当朱元璋信重功臣之时，加诸于其上的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联姻的纽带。但当他开始怀疑这些功臣的时候，上面这些全都被他抛弃，功臣相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翻云覆雨，只是作为“皇帝”的那个老人的一转念间而已。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与富贵都建立在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脆弱得皇帝一句话即可兴之，自然也可亡之。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这句凶险万分的诗用在洪武后期的朝局上再合适不过了。经过了胡惟庸案件的整肃，锦衣卫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大明朝臣的心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上朝的时候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和家人诀别，祈祷今天皇帝不要又翻出什么人是“胡党”的证据来牵连到自己。即使晚上平安回到家里，也不敢放松警惕心，谁知道锦衣卫的眼线布置在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呢？
据说国子祭酒——教育部部长——宋讷有一天自己在屋里生学生的闷气，第二天皇帝就拿着他生气时的写真画质问他，要不是宋讷一门心思都扑在教学上，只怕当场就能送了命。
然而朱元璋比起他的大臣们，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自从洪武十五年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后，他的后宫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而太子朱标仁厚的性格虽能胜任守成之君，但实在不讨自己喜欢，因此他和儿子们也疏远了许多。而在外廷，随着锦衣卫工作的日益深入，卷入胡惟庸案件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楚是因为锦衣卫拿来了那些人谋反的证据他才杀人，还是他要杀人锦衣卫才拿来了谋反的证据。他只知道，江山是他的，也必须是他的子孙万代的，无论是谁，只要威胁到这一点都不能放过。
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李善长死了，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过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两个外孙，是他对女儿临安公主仅有的补偿。
剔除了李善长这根芒刺，朱元璋并没能放松身心，在他看来，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密太大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戳破了几个窟窿，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顺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编织这张网的人正是他自己。
这个网络开始抽丝破洞，始于胡惟庸谋反案，而将它彻底扫荡的则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在明初诸多名将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发小儿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于洪武二年早早战死，都没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对常遇春的早死很是伤怀，不但让太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让常遇春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对蓝玉也一直加以照顾。蓝玉倒也没让朱元璋失望，他作战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后期，邓愈、徐达等宿将相继去世之后，蓝玉逐渐独当一面，参与了诸多重大战事，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区平叛，直到年底才回到南京。转过年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向朱元璋告发：“蓝玉意图谋反。”
从洪武十五年锦衣卫设立，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开始，锦衣卫就如同一只被驯养的恶犬，虽然在主人面前温驯听话，但在大臣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洪武十八年以来，凡是和胡惟庸沾点边儿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党”的名号扔进诏狱之中。当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骧自己公报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从锦衣卫设立以来，凡是朱元璋想杀的官员，都由锦衣卫办理，根本不走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尤其是胡惟庸案扩大化后，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诏狱犯人满囚，刑罚多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朝廷上树立了恐怖政治的阴影。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胡党”，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胆气还没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那么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才算够本儿。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以“谋反”论罪胡惟庸，一开始就将目标设定为李善长，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把李善长杀了，但鉴于李善长在朝中势力仍然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没有杀李存义，更没有动李善长。
毛骧很是聪明，从核心入手不行的话就改打外围。洪武十九年（1386年），锦衣卫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这下胡惟庸谋反板上钉钉，再牵扯到什么人的话就没话说了。然而李善长也立刻意识到朱元璋要将胡案扩大化，一旦开始株连，则功臣们必定受到牵连，于是他联合朝中一些功臣向朱元璋施压。
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的冤枉，如同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