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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得一场冤狱就要铸成。正在这紧要关头，陆炳忽然站了出来。
陆都督选择在这时候挺身而出，说到底其实还是有他的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不救别人，只救一位任职浙江总兵官的俞大猷，此人正是他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这位俞大猷是个将才，嘉靖十四年的武会试举人，早前转战福建、两广，斩将夺旗、屡建奇勋，朝廷用兵东南，又数他和另一位参将戚继光功劳最大。陆炳要替朋友出头，要把他从监牢里搭救出来，往大了讲，是想替国家保全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大概常把这理由挂在嘴边了——往实处说，也就是不肯辜负两人之间称兄道弟的一番深情厚谊而已。
只是他锦衣卫行事，不肯走寻常“击鼓鸣冤”的正统路线——要说理，那也得找讲理的人说去，皇帝现在是只信严嵩了，而严嵩就算和他陆炳交情再好，也不可能甘愿把胡宗宪给拖下水来。想要留住俞大猷的性命，那就得另辟蹊径，实行曲线救亡的战略才行。于是陆炳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径直跑去找到了严嵩的儿子，时任工部侍郎，人称“小阁老”的严家大公子严世藩。
严世藩这个人，这里要特别介绍两句，和后世想像中略有出入，他其实是个貌丑而有能力的实干型“人才”。貌丑，是据说他脖子短，体型胖肥，而且还瞎了一只眼睛；有能力，是因为他熟知国家典故，又通晓天下时政要害。别人不知道，以为朝廷是严嵩在独力维持，其实阁老年事已高，除了拍皇帝马屁以外又天资有限，遇事通常都是一句“拿去问东楼的意思”（东楼，严世藩别号），要是没了这个儿子，他甚至连皇帝某些用词隐晦的旨意都是看不明白的。陆炳也是个聪明人——当然他比严世藩长得好看——平日常在严府走动，知道内里情形，也就懒得再去麻烦严嵩，直接来找小阁老交涉，还能略过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
当下见了面，客套几句，旁敲侧击地引入正题，便掏出许多的金银细软，悉数塞到严世藩的手里，口口声声地说“万事拜托，全仰仗着小阁老仁义了”，倒还真没了他平日那种趾高气扬的架势。严世藩一开始都有些犯起了糊涂，不知道陆炳这是想唱哪一出，如何会为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武将如此大费周章。不过他以己度人，顷刻间便又明白过来，这个俞大猷和陆炳的关系，大概也就和胡宗宪跟他们严家的关系一样，不言自明的事情罢了。
他倒是心头有些窃笑：“你陆大都督平日吃了不少，今天还不都给我吐出来了？”
原来他们父子把持朝政，大小官员想要请个旨、办个事，都得先打通了严府的关节。可是严府的门不是那么好进的，何况还有些事情未必人家就会同意。大家伙思前想后，不如去找陆炳，一则因为陆都督跟严家关系好，办起事来方便，二则陆都督毕竟不是那种大奸大恶之徒，些许正义感还是有的，有些话见着严嵩父子不好说，跟陆都督提起来就不必太过在意了。于是弄得陆炳府前车水马龙，跑来找他帮忙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陆炳是热心肠，肯帮人办事，但是忙也不是白帮的，换句话来讲，“手续费”总还得要点儿。结果到后来反倒弄成了严嵩父子坐地起价，陆炳代收门票，略抽几成作为人工补贴一般。严世藩心说的“吐出来”，指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当然，这钱原本是该是谁的，倒也说不清了，大家互利互惠而已。现在既然收了人家陆炳的钱，锦衣卫的面子也在那儿搁着，这忙不帮也不行。俞大猷是什么人呢？无关痛痒的小角色罢了。严世藩拿定了主意，改天就替俞大猷略加开脱了一番，性命自然无虞了，虽然夺去原职，却也给他争取到了一个戴罪立功，去北边重镇大同军前效力的机会。
俞大猷出狱之后见着陆炳有何感想，对他说了些什么，史无明载，无从详考。他到大同任职，与巡抚抚李文进筹划边防，创设车阵以御蒙古骑兵，又是创下了一番难得的功绩。而后再调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俞家军”名动天下。又因为他为官清廉、忠诚许国，《明史》论及当时名将，首推俞大猷，其次才是他在沙场上的老搭档，同样以平倭和抵御蒙古寇边而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了。
至于陆炳本人，料理完了俞大猷的事情，便又溜达回了北镇抚司办公室，继续认真地执行起他锦衣卫份内的差事——似乎这一切不过是段插曲，随风而逝，不足挂怀。因为在此之前，由于检举司礼监内侍李彬及其朋党有功，朱厚熜加封他作了太保兼少傅，以“三公”兼“三孤”，“前不见先人，后不见来者”的陆炳这时当然不会有什么“高处不胜寒”的苍凉心境，更多的，还是怡然自得，意气飞扬的豪情壮志而已。
古今独一人
其实对于陆炳而言，拯救狱中蒙冤受屈的俞大猷，仅是他在锦衣卫任上诸多“善举”中的一例而已。史称，陆都督常能“折节下士”，对朝廷里官员和士大夫们以礼相待，每当他们因为皇帝的反复无常而身陷囹圄的时候，陆都督也总会像对待俞大猷那样，找出那些应该救的、值得救的和可以救的对象施以援手，而决不肯构陷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
如此看来，似乎当年的夏言是个颇为罕见的例外了。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仅就陆炳个人而言，那是夏言动手在先，自己不过“自卫反击”罢了，更何况那时候他也远还没能够上升到今天在朝中这种“独步凌云”的境界。俗话说得好，“有钱才能立德”，现在的陆炳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又不屑于走钱宁、江彬那样的正统“反派”路线，只要能够保得住自己的既得地位，闲暇之时再对旁人略加周济，倒也实在是件名利双收、稳赚不赔的合算买卖了。
嘉靖朝的北镇抚诏狱也是颇为奇怪的。说它奇怪，是因为在朱厚熜的授意下，这座人间炼狱中的情形较之以往出现了些许微妙的改变。大臣们下到狱中，虽然也有进门就被打得脑浆涂地、一命呜呼的情形，然而更多时候，朱厚熜对他们采取的是“关而不杀”政策，既不进行正式的审讯，也不明确表明释放的期限，全然把诏狱当作了隔离这些“逆臣贼子”的收容中心。因为皇帝深深懂得，大臣们的嘴光靠打和杀是封不住的，即便一时间可以把他们打得噤若寒蝉，杀得血流成河，然而只要假以时日，恢复了元气的官员们便又会卷土重来，对皇帝的言行举止横挑鼻子竖挑眼，无限夸张到世界末日一般严重的程度。想要图个耳根子清静，最好的办法还是全都关起来，但也不去动手，任由他们在狱中自生自灭。至于能活多久，那就完全取决于官员们自己的运气了。
比如有位官员沈束，本来在礼部任职，因为参劾严嵩获罪，一通廷杖过后下到诏狱，人虽没死，却是从此一去不还了。他家本来就穷，家长这一被关，彻底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家人们的生活困苦可想而知。后来沈束的妻子张氏给朱厚熜写信，甘愿自己代替沈束到狱中服刑，以交换他出狱回家侍奉老父终年，声辞悲切，闻者莫不为之动容。可是朱厚熜依然不愿意，下令继续对其严加看管，并且指示诏狱卫卒，沈束每天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要如实向自己汇报，不得有丝毫隐瞒之处。
这个就叫作“监帖”了。倒是沈束豁达，终日在牢房里研究《周易》打发时间。一天，偶然飞来一只喜鹊，落在他的跟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沈束被吵得有些心烦，忍不住骂了句说：“哪有跑到罪人跟前来报喜的？”却不想这件事情也被卫卒一五一十地转报给了朱厚熜。皇帝闻言感慨万千，忽然慈心大发，伸手一挥说：“那就让他回家去吧！”
这时候，距离沈束在嘉靖二十三年入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十八年。
这十八年间，除了读书，沈束在狱中到底是如何一番情形，史册语焉不详，后人难得一窥究竟。倒是较他更早，嘉靖二十年的时候，还有位叫作杨爵的御史，也因为批评皇帝热衷于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直接触怒了朱厚熜，不仅被捕入狱，还遭受到了比沈束更为严厉的责罚。他先是被锦衣卫廷杖打得“血肉狼藉”，昏死过去了一整天，然后关进牢房，卫卒又擅作主张断绝了他的饮食，想要把他饿死来讨好皇帝。大概是经史读得多了，自有古哲先贤圣灵附佑，杨爵居然硬是活了下来，纵然“屡濒于死”，仍旧显出一副大无畏的坦荡情怀，还和同期被收押的刘魁、周怡这两位一起讲诵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