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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洛城在泾原路，与西夏的三战，后两战都在这里发生，这些地名，相信我们都很熟了。比如说笼竿城、瓦亭寨、镇戎军、三川寨、定川砦。请注意，我是按照地图的标准方位，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来依次排列这些地名的。
即笼竿城与瓦亭寨平行，在好水川一线。向上是镇戎军、三川寨、定川砦。那么水洛城在哪儿呢？按上面的资料解读，它应该再向西夏方向延伸200公里，那真的是深入敌后，孤胆作战了。
可让人无语的是，水洛城是今天的庄浪县城，那是在笼竿城的大后方快200里了！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哪有的什么危险和困难，或者什么必要性，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尤其是和西夏议和议得两情相悦的时候。
为了这么个可修可不修的东西，君子党内部就掐得要死要活，甚至都出动了军队，到底为的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内”部的原因说起了。即君子大佬们的关系。
郑戬要修，因为他是范仲淹的真正嫡系。他们是连襟，都娶了宋朝老进士、大名士李昌龄的女儿为妻。在脾气上也很像，都是与小人不共戴天的信仰。说起修城，这是范仲淹的终极战略，他就是要用这招把李元昊拖死。格言是宁可把汗水滴到建筑工地上，也绝不流在和西夏人野外打群架上。
尹洙反对，因为他是韩琦的嫡系。在好水川之战发生前，他还曾为韩琦去游说范仲淹，那段历史前面都说过，现在不赘述了。他和韩琦的共同理想，就是消灭西夏人的有生力量，多杀几个，自然没了威胁，何必修那么多的小寨子？
何况修一处，就要守一处，兵力越来越分散，党项人再来各个击破，注定了我们会死得更难看。
综上所述，各有各的理。真的要分出对错，似乎也能。因为好水川，主战的韩琦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也有话说，直到这时议和，范仲淹都没有李元昊正对碰过，怎么就能肯定他那一套是对的？三战之中，李元昊时刻都保持着优势兵力，完全可以印证我的说法才是对的！
永不服输的韩琦，真正要解读这个人，就要从这个时刻开始，把他的人生划一条线。战时、和平时各有不同，仔细分析，就会找出那个关键点。
比如说，修城分兵的疑问，在战争中都可以理智交谈，为何在和平到来时，却要剑拔弩张，绝不相让？为什么呢？
简单，就一个字。“权”。君子党内部，就像后来的太平天国一样，一直都没能分出来谁到底是老大，谁是老二。
杨秀清始终功高盖主，强过洪秀全，自然没法臣服。韩琦无论在官位还是自信上，都不在范仲淹之下，他为什么要服低做小？
只因为您道德高深，一把胡子？开玩笑！
按说这也是范仲淹自作孽，不可活。你好好的领袖不当，前不久定川砦大败之后，皇帝都让你总领西北了，你非得要拉着韩琦一起升官，凭空生出一个平级干部来，你不知道有时谦虚能害死人啊？
现在懂也晚了，韩琦这位君子，嗯，他也是新政人物，也算个君子吧，在内部斗争刚开始时就用上了小人手段。
他不用上书讲理这样的老套子，而是给皇帝提了个醒。陛下，眼下西北不再打仗了，战时的一些措施还有必要留着吗？比如四路都部署，要撤赶快撤，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惯例，那可真成了超级节度使了。仁宗立即明白过来，爱卿说得好，这是根本国策，撤。
于是四路都部署撤销，郑戬被派往永兴军。水洛城的事他再管不上了。决策权到了尹洙的手里。
这些小动作瞒不了范仲淹，他也在积极想办法。但是办法注定了不多。谁让他是光明正大的呢，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最后达到终极目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反正孟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所以就只剩下了上书说事一条路。经过他几次努力，皇帝终于同意，派人到西北实地考查，看这座城到底该不该筑。
调查人员马不停蹄往西北跑，还在半路上，水洛城工地现场就出事了。尹洙接到自己握有否决权的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派人通知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立即收拾东西走人。可是无效，刘沪理都没理，反而加紧了进度。
尹洙大怒，下了第二条命令，你们俩马上到泾州城来，向我述职。结果再次无效，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得更欢了。
尹洙暴怒，点名叫来了一个在整个西北通杀的大人物。狄青，你带人马上到水洛城去，把那两个目无法纪，蔑视上级的混账东西抓来！
这就是狄青的悲哀，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标牌。尽管韩琦不给他好脸，尽管范仲淹对他是那样的器重，可是最初赏识他的人是尹洙。为人要厚道，不能忘了恩情。
于是他只好带人杀向大后方，把刘沪和董士廉抓了回来。要说尹洙真是狠，可能是战场上一直输，一肚子的邪火没出发，他把两位同党派的同僚扔进了监狱，罪名是违抗军令，选个日子就要斩首示众！
事真的闹大了，中央调查团到了之后，很幸运，刘、董两人的脑袋还没掉，但是已经快认不出来了。他们在监狱里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黑得一塌糊涂。勉强还可以写字，由董士廉主笔，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里边不仅把水洛城的修筑过程详细说明一遍，还把尹洙、韩琦的老底揭了出来。
好水川大败，陛下您不知道吧，韩琦一直在强调自己给出的命令是多么的正确，全是任福自作主张不执行，才败得那么惨，其实里边另有文章，我有证据，在开战之前，韩琦和尹洙就派人勘察过好水川，那本就是他们选中的主战场！
尤其是惨败之后，尹洙还作了两篇文章，《闵忠》、《辩诬》，都刻成了石碑，立在当地，以一个臣子的身份，为这次失败定性。其实多明显，字面上就显得他心虚。为国而死，本就是尽忠，用得着你来“闵”？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可以用这个词，如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回国之后，建“闵忠寺”纪念征东将士，你一个边境小臣哪来的资格？
“辩诬”
……哼，没有心病你辨个什么劲？朝廷都没有申斥你们，分明是自己心里有鬼。最后董士廉让特派员们验伤。他自己身上就不说了，终究他是文官，受虐程度有限。刘沪就惨了，就逮捕时起，就戴上了40多斤的重枷，进牢之后惨遭暗算，浑身是伤！
这些尹洙都不承认，他只是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的。他作为行政长官，有权决定防区内所有政令。至于逮捕的事，他两次发出命令，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难道还能听之任之吗？犯罪就是要抓的。但是他保证，绝对没给这两人上刑，浑身是伤，纯属谎言。
千年之后，谁对谁错，我们是看不清了，因为当时宋朝的主事人就不想让人看清。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尹洙在伤情上是说谎的，刘沪在不久之后就死于头部溃疡，那绝对是受伤之后不得医治的症状。
事情在这一年的新年时有了结果。两件事，滕宗谅、张亢贪污案，水洛城修建打闹流血案，都有了个说法。滕宗谅被降职，调进内地，到虢州做知府；张亢从并代两州的副都部署降为钤辖，原地留任。
另一边，水洛城停工。
两件事，都以范仲淹失败结束。新年伊始，迎头一棒，这就是万象更新的好兆头？这事儿没完，必须得争得清楚明白。可是没等范仲淹有行动，御史台方面有了新招。王拱辰更加愤怒了。大好时机，趁火打劫，他从新年开始就给自己放了大假，不来上班了。
“滕宗谅贪污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只降一级，不能服众。必须再降，不然我就辞职！”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御史台重新沸腾，人人跟着长官走，那形势比当年郭皇后被废时的都热烈，吕夷简都没享受到整个御史台的弹劾。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滕宗谅被再次降职，贬到了岳州。
那是个好地方，濒临洞庭湖，有一座历史名楼在等着他重修。
对此范仲淹无能为力，他非常想帮他的老朋友，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有两点，一是他得罪的人很不妙，皇帝对他早年的印象就太糟；二来他本人的工作重心必须得转移了。水洛城事件是他必须得赢下来的砝码。
和御史台是正面对抗，水洛城是他后院起火，自己的团队内部关系一定得先捋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但是结果……算是有那么一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