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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还能是卑鄙者的无罪证明。
抛开当时的恩怨，说赵曙即位之后两人的变化，富弼守满了三年孝，再回来时只能当枢密使，首相变成了韩琦。在他离开的这三年里，天翻地覆，韩琦有了拥立之功，加上文臣里最强武将的性格，他变得独断专行，为我独尊。
没人敢反对，可富弼不买他的账，富弼同样以下级的身份（东西府平级，但威望职权稍逊）反抗韩琦，同样的拆上级台，拆得义正词严，大快人心。
那是在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后的第二个月，赵曙一边给亲生子女加官，一边给亲近大臣们升职。宰执大臣们人人有份，韩琦和富弼首当其冲。韩琦是首相迁右仆射，富弼是枢密使迁户部尚书。照例一番推辞之后，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收下了皇帝的礼，唯独富弼一连七次上书，我不要。
他的推辞理由，就是赵曙的劣行陈列表，其揭发力度和20多年前鞭笞仁宗时如出一辙。
——“……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官谕，料陛下亦自知之。”
——“请皇太后权同听政，此非太后本意，盖不得已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者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
——“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二年，虫鱼草木皆沾德泽，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今日不忍见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
——“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
奏章写到了这个力度，效果等于零，赵曙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性格中的挚拗外加牛皮糖精神显露了出来，无论谁说什么，他都当耳边风。
那好吧，这是他自找的，富弼这种良言相劝不管用，只好由司马光出场。再次强调一下，司马光无论做什么事都能让对方不得不听他的。除了以后比他还犟的王安石之外，他所向无敌。
具体到这件事，司马光给皇帝搬来了一个台阶，赵曙不下也得下。
司马光以知谏院身份联合御史台，弹劾一个宫里的太监。此太监非同小可，除了没有十全大太监王继恩的显赫军功之外，权力、资历半点不差。他就是从刘娥时期就隐在宫里的实权人物任守忠。
简短节说，司马光和御史吕诲列出了任守忠的十大罪状，着实吓人，如果一项项都是真的，那他就是个从刘娥、仁宗时一直潜伏到现在的超级敌特，其实只看第八条就成了。“……规伺语言，撰造事迹，往来革面，进退异词，使两宫交斗，遂成深隙。”
赵曙和曹太后失和，完全是任守忠挑拨的。这个罪名有没有，实在不好说。任守忠到底有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法深究。要看的是弹劾背后的文章，司马光要求把任守忠斩首，说这样才能让两宫合好，那么作为赵曙，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那就是说任守忠无罪，他和曹太后不和另有原因；答应了，就证明他的不孝是受人挑拨，是个不明真相的误会。
这个台阶好不好呢，只要赵曙还有一星半点的理智，就该借坡下驴，挽回自己的声誉了吧。事实上他也在犹豫中，这个人的阴暗心理还要再过些日子才能大爆发，让全天下人都鄙视。现在他的犹豫总是让人捉摸不定，觉得他另有隐情。
于是他的死党们就主动站出来帮他圆场，比如韩琦。首相大人说，“陛下登极之时，任守忠也有辅助之劳，可从轻发落。”这就有了个转折点。
却不料立即被富弼抓住了破绽，富弼抢上前去，高声对赵曙说，让全殿的臣子们都听得见——您的帝位是先帝仁宗亲自授予，由皇太后协助登基的，您只应该追念仁宗的顾复之恩，报答皇太后的拥佑之德，现在有人说某人有功，某人有劳，臣实在是想不通，难道是他们而不是先帝与太后让您即位的吗？
赵曙立即头晕，不管他心里是多烦多恨仁宗，他都不敢在这件事上含糊。如果把仁宗抛开，他的皇位就是个骗局，根本不合法。
没办法了，亲爱的韩琦，谁让你瞬间猪头三了呢？为了皇位，只好让你糗一次了。赵曙点了点头，韩琦当时正要上前辩解，看到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立即脸色大变，退了下去。
司马光成功了，任守忠被发配外地，赵曙到曹太后宫里承认错误，两宫风波至此告一段落。可韩琦却不想这么就结束，任守忠事件让他深深地警惕，危机终于出现了，富弼、司马光，也就是枢密院和知谏院，这两个部门非同小可，这两个人更加不容忽视。怎么办呢，只有立即出手，先发制人，打翻在地，这样才能把他唯我独尊的日子继续下去。
可惜他慢了一步，富弼已经开始行动了。
第六章 公开争斗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北宋史上第一次中书省和枢密院之间的公开争斗。双方使用的办法和目的，都真实地表露了各自主管大人的风格，还有人性。
枢密院在这年的六月份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要求把本院内部所有在职人员的工作关系理顺一下。这个要求不过分，可以说是再本分也没有。可直接触犯了中书省的权益。
事情有些历史积压，要从庆历年间和西夏开战的日子说起，那时出于战争需要，中书省和枢密院联合办公，提高效率。战争结束后，中书省不动声色地削弱了枢密院的权限，比如说在职官员的编制。枢密院共有1100余员名额，可是只掌握了一小半的班籍。其余的都散编在两制、台谏、中书省，其身亡、致仕、升降、处分等等事宜，根本就没枢密院什么事。
富弼要求理顺关系，一来是为了以后工作的方便；二来也是在和韩琦对抗。可无论怎样，他都守住了一条底限，没有因为个人恩怨伤害国家利益。与之相对的是韩琦的做法，那就真的是“豪爽明快、不顾一切”了。他才不管什么国家利益，甚至百姓们的存亡伤损，都不放在他的心上。
韩琦在年底十一月时向赵曙建议，为了防止西夏人再次入侵，要在陕西各路大批招募义勇。规模非常大，达到了“三丁刺一”的程度，也就是说，每三个成年男子，就要有一个在脸上刺字，成了乡勇。
陕西各路，除了商、虢两州之外，共刺勇156873人。
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中书省在侵犯枢密院的职权，宋朝最根本的家法，就是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化为中书、枢密、三司。现在韩琦公然以中书省管理军事，摆明了是在玩火。更何况在陕西刺义勇，那是敏感地区，要闹出大事的。
富弼很犹豫，他看不惯韩琦的跋扈，可绝不想就此弄得不可收拾，怎么办呢，关键时刻，司马光站了出来。公道地讲，司马光的心灵太深邃了，里面充满了权谋智慧，一个人的官场生存技术到了这个层面上，总是会不自觉地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他的修养让他富于正义感，只是他不会像范仲淹那样尽全力去坚持。种种史实都可以分析出来，他只尽80％左右的努力。当然，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在这件事里，他一口气连上六道奏章，其中还有一份直送中书省。提醒韩琦和赵曙，国家自从西北开战以来，民生凋敝，人口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近年来水旱灾涝没完没了，突然间再三丁刺一，小心弄出民变，西夏人乘虚而入，就没法收拾了！
他的呼声像富弼的奏章一样被忽略，韩琦要的就是重新树立威严，什么叫一言堂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能说话。
不过他这次错了，司马光不是富弼，富弼可以说是北宋老一辈深有君子风范的大臣中最后的遗类，在他以后，再没有人有那种谦谦之风，雍容大度，几乎每一个大臣都伶牙俐齿，摇唇鼓舌，以吵架争斗为能事为快乐。司马光就是开山的鼻祖。
他直接找到了政事堂，在公开场合质问首相。韩相公，请问西北方面是帝国正规军最密集，人数最多的地方，战争中证明过绝对够用，为什么还要突然刺勇？
韩琦微微一笑，后生小子，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军事，现在西夏的小国王蠢蠢欲动，我们必须做出应对。兵法云“贵先声后实”，我们突然间增兵20万，西夏肯定会被震住。
韩琦满心满意地认为，这样就足以打发走眼前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书生了。谁让他本人是文臣里的武将呢？
非常可惜，司马光辩才无碍，在北宋史上的吵架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