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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很乱，在官方就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事发原因，也就是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件事给闹出来了。现在我们综合一下，先从双方公认的开头部分说起。
话说五月间的某个早晨，阳光明媚，春风拂面，远处的花也开了，草也绿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开封城的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生意兴隆，涌进来1000多个人。
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已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
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为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暂停，事发到这里，应该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
开封府尹，东京市长，这就是他的职责。
就算他是新法的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1000多人在开封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他不，他选择的做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事发之后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事隔一千多年了，没有书面证据留下来，我们不好胡乱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里边推波助澜，出了些高明的点子，这些老百姓离开开封府之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突入）王安石的私宅。
写匿名检举信的见过，到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示威的见过，有谁见过在太平年月里，1000多个老百姓冲进总理家里去的吗？
这事就发生在公元1071年的宋朝里。
那天王安石还没有上朝，出了这样的事，可以肯定地说，王安石虽然贵为首相，但他家里绝对没有能随时对抗1000多人的机动力量，这时他选择的不是逃跑，而是亲自站了出来。
他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么闹是为什么。乡民们回答，免役法实行到他们县里，他们的户口等级变了。
本来是第五等的穷苦农民，全都变成了第三等的富户。这样他们所要交的钱，就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要逼死人了！
王安石很震惊，相信那天早晨，他刚刚听到这回答的一瞬间，能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怕得浑身冰冷。很简单，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在这个距离里，新法的实施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九州之大，中国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他的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那天他稳住神，告诉乡民们，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县的知县知道吗？
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是谁改了户级先不说，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上级。
可回答是，县官不知道。这就比较郁闷了，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发力呢？民众自发行为，1000多个，就算有什么罪名，大家分一下，还剩下什么？
王安石清楚，他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件事肯定已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在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他告诉这些乡民，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让那里受理追查。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分为王安石版，以及御史台版。
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的做法比开封府还要帅，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立即散了！这回乡民们很听话，都走了。可是人走了之后，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账本去划分等级，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
所以结论得出，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并且存心恶毒，变着法儿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说法。东明县的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他是现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要强调的有三点，第一，他不是变法派，一直是反对派；第二，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比如说德高望重的文彦博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第三，他现在已经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东京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从来没有谁去分辨这两个版本谁对谁错，并不是说分辨不出，而是没有必要。
在一千多年前，宋神宗不会去分辨的。已经够闹的了，何况这只是个个案，为了缓和矛盾，让新法尽量快、平衡地推行，根本没必要把事搞大，你死我活。
在一千多年以后，我们也没必要去分清楚是谁在说谎，我啰唆这么一大堆，一来是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二来也是让大家能清楚地看到，当年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关于新法的推行，都有人敢耍花样。
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在这一年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吐蕃、西夏、辽国。
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太不准确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
至少这一点，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真理。例子非常多，比如古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活生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
所以这个“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他。
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这些，在我看来，只有一句话的回答——没有深究。
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炙烈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只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从始至终，如果想成功的话，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首先一步，就要把军队战争所需要的钱准备充足。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是怎样得出的这个结论——“变法=军费”之谜。
研究王安石变法，一般来说，历代有两种层次。第一，就事论事。这是根据王安石新法的每条逐个细想，与旧法相对照，再结合宋朝当时国情，来分析出他是错是对，是先进还是蛮干。
基本这种分析，最多只能得出来宋朝当时必须要变法，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而已。
所以，从立意上说，王安石是绝对对的；可是从细节上说，司马光等人也有道理。这就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论调查。
第二个层次，就是跳到历史的天空中去，结合历代史实知识，来分析王安石新法是他独创的吗？如果不是，前人实行过程中的效果怎样？
这种分析法出现，王安石的高大形象就会萎缩不少。因为查历史书就会清楚，他的新法极少有是他独创的，比如青苗法。总有人强调，这是他在做底层官员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