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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何疑？
——祖宗以来，国家没杀过士人，您不想开这个先河吧？
神宗郁闷，不是吧，杀个有罪的小官也要抬出太祖太宗等老爷子压俺？可是……祖宗的话是真理，没法不听的。
于是他退了一步——不能杀，那就把他刺面流放到偏远山区去。
蔡确犹豫，皇帝在让步，是不是臣子更得有风度？正在想，突然间章惇站了出来，说了句话——刺面啊……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此人。
神宗一时间很惊喜，爱卿赞同朕吗？你太可爱了。但转念一想就发觉不对头，强悍的公务员章惇先生除了对王安石之外没对什么人露过好脸，怎么会突然间变成这样？
——卿何出此言？神宗问。
——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大怒，原来是这样，成心顶我！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么精密、庞大的西征毁在了无能的后勤小官身上，难道没有罪吗？
他声色俱厉，叫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换到任何朝代，对面的大臣们都得跪下磕头了，可是站在神宗面前的宋朝官儿们个个无动于衷，尤其是章惇，此人不紧不慢地又回了一句。
——这样的快意事，不做也罢。
神宗彻底被撅得没话说了。
再说苏轼，坡仙大人在元丰年间完成了一生的蜕变，和从前截然不同了。在那之前，他只是个脑子超灵、读书超多、记忆力无比好、情感很杂乱的小伙子，蜕变之后，他才变成了名垂千古的苏东坡。
是一次锥心之痛和两次严重欠扁的猪头行为，让他进化成功的。
在那次痛苦之前，苏轼连个三流的诗人都算不上，看看他写的那些狗屁诗吧，怎么看怎么让人烦。比如《初发嘉州》。
——朝发鼓阗阗，西风猫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容，钓台寻暮烟。町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标准的记叙文，标准的六副对联组成了一首没咸盐的所谓诗。这一水平的东西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就是些地摊货，随便扔进明清诗人的集子里都找不出来。它最致命的毛病就是立意太水了。
整首诗里除了“佛脚”二字能确定在乐山大佛之外，其余所有的意境和文字，都可以任意安在中国各条水道上。可以说是在长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珠江上坐船，也可以说是在黄河、辽河任意一条河上坐船。
但是这场痛苦过后，苏轼突然间蜕变，成了一条遨游八表无所羁绊的苍龙，俯视人间无数诗人，独立一方天空。
那是在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月二十日的夜晚，苏轼在梦中忽然回到了眉山老家，故院厅台，归来无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死去了整整10年的结发妻子。
——王弗。
心灵剧痛，醒来后泪流满面，一首没有任何雕饰的词自动浮上了水面——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苏轼的各大代表作如泉涌般出现。同年，苏轼在密州写下了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首词的意义比上一首更加重大，是东坡一生奠定词性的作品。如果他一直沉浸于追悼亡妻的痛苦里，那么就算再真挚深邃，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只是在婉约伤感的旧体词老路上走得更远而已。
而“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尘。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份，西北望，射天狼”一出，苏轼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宋词豪放一宗，自苏轼始。从此，词这种起源于小调弹词的市井级出身的艺术，上升到了与唐诗并存的地位。
天才一旦爆发，就再也无法遏制。第二年，宋熙宁九年的中秋佳节，中国历史上最经典最成功的一首《水调歌头》出世了。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苏轼正式成为一代词宗大家，地位无法撼动。
以上是中华民族的幸事，她有这样一位超级天才的儿子，他的才情、激情、哀伤、苦郁，每一种心境转变感悟，都成为中国人永恒的心灵映射，甚至会影响民族的性格。比如他为什么会变成了“坡仙”。
但是才情归才情，苏轼的正当职业还是国家的公务员，有了这个身份，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社会地位很高。可是相应地就要有些约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乱讲话。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具化，代表了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搞不好就会犯错误的。
苏轼不在乎这些，他有句名言，是对弟弟苏辙说的。说他有话不说出来，就像是吃饭时看见碗里有苍蝇，必须得吐出来。
那就可劲地吐。
他一边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边儿“左牵黄，右擎苍”，还不忘“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边儿也随手写了些小诗。比如他看见田里庄稼长得不好，嗯，这是青苗法害的，可以写诗咏叹一下；看到辖区里百姓饭桌上的菜太淡，嗯，这是市易法太过分，必须写诗谴责一下。
总而言之，他一以贯之地反对新法，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着。
其实这也没什么，宋朝言论自由，他身为大臣说什么都可以，何况绝大多数时候皇帝还鼓励大臣议论朝政。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交错了一个朋友，写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
这首诗记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堪称宋朝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
话说当时有位官员名叫朱寿昌，职位和苏轼这时差不多，稳定在知州一级上。这种级别的官在宋朝多如牛毛，根本没法引人注意。可是，他在历史上却极其有名，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里就有他一份，之后的明清两朝还把他立为典型，由政府号召歌颂。
这都由于他命苦的妈妈。
他是庶出的，生母是妾。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这是个注定苦到底，就算儿子考上状元都没法翻身的角色。因为一切的权力和荣耀都在正妻那儿。妾唯一的幸福机会只有一条，即老爷的宠爱。
很不幸，朱寿昌的爸爸很快就厌倦了这个女人，在朱寿昌很小的时候就把她休了。基本上说，朱寿昌从记事时起就没见过妈妈，他想她，下定决心有生之年一定要找回妈妈！
这个念头一直伴随着朱寿昌的人生，他少年时在找，青年时接了父亲的班当上官在找，过中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他一狠心告诉妻子儿女，我不当官了，当官没法随意走动，我要辞官走遍天下，不找回妈妈，我也不回来了（不见母，吾不返也）。
精诚所至，在朱寿昌年过50的时候，他终于在陕西找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50多年的颠沛流离，让她衰老不堪，更有了几个另嫁的子女。朱寿昌把她接回家去，连同那些子女，他都当作亲兄弟姐妹来对待。从此，他幸福了。
这件事被广为传唱，就算在今天也一样很感人。苏轼也被感动了，他写了一首长诗倍加称颂，可以想象以他的才华，这首诗的质量、传播都会非常惊人。
苏轼的麻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首诗的传播越广，就会越让一个人狼狈不堪。
李定。
前面说过，李定作为新法集团的一员，被反对派找出来的污点就是不为生母服丧。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第一他生母被休出家门，根据孔夫子遗训，不为出母服丧；第二，他生母到底是谁，由于她本人已死，李定的父亲也死了，根本没法确定。所以没法服丧。
这些都说得过去，可是与朱寿昌一比，他的品位就太低下了。两相比较，同样是被休出门的生母，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这就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儿子身上。
你李定为什么就不能像朱寿昌那样尽孝？不说寻访奉养，连服丧都不做，简直没有人性！
这样的评论大面积滋生，让李定每天灰头土脸地进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实在憋屈死了。这里面就有苏轼的大功劳，他的诗流传速度比现在的微博信息都要快，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本来只属于开封城街头巷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了。
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定没法找朱寿昌的毛病，只好拿苏轼出气。而苏轼也非常的配合，一篇篇针对变法的诗词不断涌现，简直是在配合李定的报复行动。
李定把这些诗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