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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4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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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到全国。他司马光可好,五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躁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的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知道,读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合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采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绦了。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15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

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唆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

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

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

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心理动态被他统统忽略。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可心里的郁闷却呈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苏东坡。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归难堪,目标达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这时一个小人物有了个创新式的方案。

监察御史王岩叟,他主张实施“诸役相助法”。顾名思义,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为何不把它们中和一下,取长补短呢?

司马光大发雷霆,言官管的是纪律,谁允许你乱议国策的?!闭嘴。王岩叟就闭嘴了。这记霹雳挨得一点不冤,他根本就不懂为什么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

这里面有个秘密,试问司马光推崇古法,三代以降中国历代的役法太多了,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这个争议巨大的募役法呢?答案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在金陵,司马光当政的消息传遍天下,却被人刻意地屏蔽在一座小院落之外。这是王安石的家,他的家人不忍心让他知道当年呕心沥血创制的新法被人一一破坏。可是免役法之争太大了,还是传进了王安石的耳朵里。

王安石愕然。他说,连这个都要废除吗?免役法是我与先帝共同创立,反复思索两年多才颁布的,内容面面俱到、成熟完备,是不能这样轻易废除的。

从这时起,王安石衰老伤病的身体更差了,他几乎不思饮食,一天天沉默寡言。可是打击才刚刚开始,不久之后新皇登基的恩科考试开始了,又一个消息传到了金陵。

当年王安石修改课本,改革科考,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课本中有他亲自批注的《诗》、《书》、《周礼》,称之为新义。这是15年间宋朝全国举子们一直研究的学科,司马光临近考试突然宣布,废除王安石批注的所有新义,一切恢复熙宁以前。

不为王安石考虑,也要为天下无数考生着想吧,临近考期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手,抛开朝廷重臣、知识前辈的身份,司马光仅仅以一位长者的年纪,都不应该这样刻薄。

他这样做了,目的也达到了。王安石整夜失眠,绕屋步行,清晨时家人看到屏风上写满了字,没有任何谩骂词语,只有数百个司马光的名字。

司马十二不曾想15年之后,你蜕变成了这样!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新的命令颁布了,严令官方人士、各地书馆翻看一本名叫《字说》的书。这本书,是王安石晚年的重要作品。

王安石是罪犯吗?为什么会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一方面废除新法,抹杀王安石在政界的印迹;一方面禁锢王安石的作品,抹杀他在人间的思想。这样的行为要怎样定位,我实在不愿让自己的文字骂人,大家自己去想吧。

综上所述,全盘思考,才能知道为什么天下有那么多的役法不用。司马光一定要用募役法来取代免役法,他就是让活着的王安石知道,你当初认为免役法先进,比募役法好,我偏偏改回来,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司马光的目的达到了,王安石的健康急速下降,真的死在了他前头。

王安石死在宋元祐元年四月六日,按以往的习惯,我应该为他的一生作一个我个人认为合适的总结。但反复思考,我放弃了。

不是怕争议,更不是怕难度,而是我前面说得实在太多了,这时有司马光的一举一动来反衬,更能看出王安石的本质。

还用得着多费笔墨吗?何况300年宋史里,我早就下了个决定,无论是哪位人物,我都会适时地给出自己的见解,唯独王安石,我空缺。公道自在人心,我不认为我前面说得还不明白,更相信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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