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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此一条，即功德无量。
他还调整阶级关系。
金之初，因为仇恨深重，也因为见识不够，金国把原辽国的经济自由人、寺院等二税户都贬为奴隶，完颜雍下令赦免。因在战乱、饥荒中典卖的妻子儿女，由官方出钱赎买，放归亲人；再规定，凡放良之奴，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子女即为良民。
凡此种种，不见宋朝哪位皇帝做过。
相比于治国，善行不过是小德。完颜雍在大的方向上把握得更加精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向汉族学习。
女真人自立国起，直到完颜亮南侵失败，一直处于半奴隶半封建制的低端时代。只知道烧杀掠夺，至于抢到手之后怎样发挥出应有的效益，他们一概不知。这就导致了他们总觉得吃不饱，总想着再去抢。而当年的赵匡胤在立国时，宁可放慢脚步，也要得一地繁荣一地，让经济民生迅速升腾。
完颜雍有见识，他通检推排，平均赋税差役，逐渐削夺女真贵族的特权，像宋一样把全国百姓分成若干等级，按级服役。
二是精神内核女真化。
这个问题很有时代特色，不只发生在南宋时代的金国，在明末清初时也一样出现过。
清初时八旗子弟席卷天下，创立大一统国家，可成功后不久就堕落成了一堆只知花天酒地吹牛皮的废物。从康熙晚期到乾隆中期，这些人别说披甲执锐上战场，就连戏台上演戏杀人，一刀砍下个假人头顺带着喷出来一腔鸡血，都会被吓得在台下一片惊呼。
历史是个大轮回，这些问题早在金国的完颜雍时期就出现了。完颜雍本人的太子都不知道女真风俗，宗室亲王们不能用本族语言交流，女真人除了梳着一条大辫子之外，已经找不出和汉人的区别了。
完颜雍下令设立女真学，选金国贵族子弟三千人入学，设女真进士科，颁行女真文译本的五经、诸子，与汉文儒生并列成两个对立体系。
禁止将女真姓改为汉姓，如完颜氏改姓王；禁止侍卫讲汉语；禁止女真人穿汉服，如果发现，重者处死，轻者取消世袭的女真爵位。
别的方面也取得了重大发展，比如榷场。宋、金国境线上再不像从前一样，只有一个每年交接岁币的区域，而是在广阔的大地上，从东方海岸线附近的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寿州（今安徽风台）直到西北的风翔（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都是两国贸易的窗口。此外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县）是宋金海上贸易的平台。
这些地方的交易极大地提高了女真人的生活水准，他们基本上不用打仗也一样可以得到美好的东西。若不然，他们抢来的金银钱币算什么呢，不过是废铁。
当然，这也走上了当年辽国的老路，辛辛苦苦打仗赢回来的岁币都在榷场上流回了宋朝。每年金国用来买茶叶的钱就需三十多万两白银。
很无奈，可是东边吃亏西边补。金国还有与西夏的榷场，与更北方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的榷场。在这两块地方，女真人继续扮演着原始形象，输打赢要欺行霸市。
收获很大。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完颜雍始终稳定，对内政策始终如一，对外更是滴水不漏，哪怕南宋方面几次处心积虑地下圈套，也被他化解到波澜不惊。
这种稳定一直持续了近三十年。
这人直到临去世前还在说：“趁我还健康，有政令未完善的、法令不统一的，都应该提出来，修改订正，我不会懈怠的。”
完颜雍让宋人绝望。在长江的南岸，赵昚像是面对着一团软绵绵的空气一样，他每一次发力想击碎些什么，都发觉打空了，造不成任何后果。
完颜雍带动着、强迫着当时所有的人一起跟他过和平稳定的生活。于官场而言，尤其是对南宋而言，这扼杀了宋人很多梦想；于百姓而言，无论是金国的还是南宋的，都会很庆幸，因为平安。终完颜雍一生，战争再也没有爆发过。
完颜雍，庙号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原故，知吏治得失。南北讲和，与民休息，孜孜求治，得为君之道，上下相安，家给人足”，时称“小尧舜”。
金国有多好，隔江望去，真应了一句老话：“隔岸看风景，总是那边好。”所以不管完颜雍做出了怎样的成绩，赵音都是不服的，稍有理智的宋人也都不服。
因为皇权的力度。
完颜雍在北方一言九鼎，言出法随，从没有任何人敢于打折扣。在这一点上，几乎古往今来所有的汉人皇帝都达不到。
以秦皇之威酷，得焚书坑儒之后才威加海内；李世民虽强，也总有人不断地叽叽歪歪，比如魏征；赵匡胤就更不用说了，被各种人以各种方式抵制。
隆兴和议之后，赵昚在国外是侄皇帝，在国内是儿皇帝，放眼望去，几乎到处都是阿猫阿狗，每一只都敢跳出来狂吠几声。
可现实又不容许赵昚什么都不做。客观地讲，赵构留给他的江山，比完颜亮留给完颜雍的烂摊子还要垃圾，几乎综合了全部的政府危机。
先是官吏腐败。
在临安城内，顶级高官们整天无所事事，办公桌上的文件越积越多，哪怕真的堆成了山，他们也视而不见。因为要办公的话，会被人看不起的。
那是烦琐、具象、低级的表现。
在外地，各级官吏们只于两件事：钻营投机，以便升职；巧立赋税强取豪夺，以便贿赂。
其他的，举个例子：
某一年夏天，两淮大旱，蝗虫成灾。注意，这两点加在一起，不仅让人类活不下去，连虫子们也受不了。夏季本就没多少庄稼，蝗虫们铺天盖地找食吃，结果灾情严重的地方一根草秆都看不着，于是成片的虫子只能委屈地抱住各种干枯的枝条去死。
这让当地的官员们喜出望外。一个叫姚岳的人动作最快，他兴冲冲地写奏章报告赵昚，说蝗虫自淮北以来，皆抱草木自死。这是千古未有之嘉瑞，足见陛下治国有方，感动上苍、感动大地、感动鬼神……必须隆重地庆贺一番，并载入史册纪念。
赵昚拥有很多这种臣子，是多么让人“羡慕”啊！而更加可喜的是，这种官员的规模每时每刻都在迅猛地增长。
在京官员，伟大的仁宗朝时不满两千人，北宋末期赵佶时代最多时不超过两千七百人，而这时临安城里有近四千人。
这还只是在职的。各种候补官员保持在八千人左右，时刻准备着加入公务员队伍。
地方官员的数量无法统计，只是浙东路七个州的不完全统计，在册官员就达到了临安城的总和。可以想象，整个长江以南，会是怎样的官员泛滥景象。
在这些基数上，官员的数量还在失控地增加着。每三年一次的科考人数比北宋时更多，最多时达五百人。这之外荫补、任子等恩典更是每个官吏乘以五，即有五个子孙后代可以得到名额。这还只是少的。官员们本着无私的爱国精神，还可以随时向朝廷推荐不计数量的“白身人”，即没功名没资料没出身的平民百姓。
这些人的工资是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俸禄，北宋初全年不过一百五十万缗（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平均每月不到十三万缗；神宗时每月增至三十六万缗；赵构的绍兴时代增至每月八十万缗，轮到赵昚时，达到每月一百二十万缗。
地盘缩水了，土地变小了，官员反而增加了，工资变得膨胀了！而这还只是基本工资，不包括各种各样超级丰厚的封赏。
至于军队，就变得更加离谱。篇幅所限，不多赘述，只提一点，号称兵强马壮的四川宣抚司统兵七万余人，各级将官达到一万七千七百人，平均每个军官领的兵不到四个！
而军费的支出则是另一番景象，淮西诸军费用一千一百万缗，湖广诸军九百六十余万缗，淮东诸军七百余万缗，四川最多，每年支出达三四千万缗。总计大约五千七百六十万至六千七百六十万缗。
终赵昚一朝，国库岁入最多的一年是六千五百三十万缗。
凡此种种，都是亡国之象。在北宋，只有在英宗时代才出现过这种现象，逼着神宗大刀阔斧地去砍，最后才重新振作起来。这时南宋才历经二世，就糜烂到这地步，试问赵昚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他做得很认真。
吏治方面，限源裁人一起抓，短时间内官员队伍就缩水了。财政方面就没这么简单了，他每走一步都会撞上重重大山。
比如他爹赵构。
国家财政如此紧张，赵构带头捣乱。某天赵昚正查账本，发现有人私自造酒。酒，是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