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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他悄悄地伸出了手。
先是要把赵汝愚的好事搅黄。
赵皇亲当然知道台谏官的重要性，上位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整，他先是把两个亲近的原台谏官提升，进行了内部调控。可是几天之后，这两位就突然被调离了。赵汝愚觉察出了反常，可是又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台谏官出缺，正好安排他的真正亲信补上。
他推荐刘光祖任侍御史。
首相推荐，万无一失。可是新任的枢密位陈骙突然跳了出来，声称他早年与刘光祖结怨，如果刘光祖入台，他将受到政治打击，与其这样，不如他现在就辞职。
赵汝愚愕然。
因为根据规定，台谏官必须身世清白，与所有官员都无怨无恨，如果素有嫌隙不和，并且有人直面讲出的话，两者必须有一人回避。
回避者以职位决定，低者回避。陈骙是枢密使，谁能比他更高？也就是说，刘光祖没等上任就被辞退，赵汝愚的第一步安插计划胎死腹中了。
初战失利，赵汝愚变得警惕，他开始了积极运作。他提议，空缺的言官人选由侍从来推荐。这样做堪称妙不可言：第一，可以向侍从圈示好，使宰执与侍从携起手来，哪怕控制不了台谏圈，也能孤立台谏圈；第二，他相信侍从之中，正人君子还是多的，士大夫阶层的元气还在，选出来的言官一定不会是宫廷小人一伙。
他想的都对，选拔如他所愿，两个名额都被与他亲近的人得到。不过可惜的是，临上任之前突然间风云变幻，原本落选的刘德秀，居然硬生生地挤掉了一个名额，进入了御史台。
理由是陛下御笔内批。
这还搞什么，公平竞选变成了空降兵部队。
赵皇亲猛然意识到了御笔出了问题，成了对方手里的利器，一定得除掉。他命令言官首领之一的右正言黄度弹劾这一点。
但出手又晚了一点，黄度的奏章刚写好，还没呈上去，就突然接到了外调的命令。仍然是御笔，还是没走任何程序，命令直接生效。
黄度大怒，拒不接受调令，在原有奏章上再加了一封，弹劾御笔这种东西本身就与宋代立国法制不符，应该取缔。
皇帝无动于衷。
皇帝有权沉默，那么只有走程序。黄度上书宰执，要求宰执为此事向皇帝进谏：从前导致北宋亡国的六贼之首蔡京就以操纵御笔祸乱朝局，现在怎么还能容忍这种东西存在？！
理由充分，赵汝愚乘机带着奏章去找皇帝，要把事情彻底说清。说了半天，说得赵汝愚口干舌燥，黄度的命运却一落千丈：从外调州府变成了宫观闲职。
如此当头一棒，打得赵汝愚本人灰头土脸，更让他的班底们心惊胆战。那可是言官里的高层，说完就完了，谁不害怕！此时，赵皇亲应该想尽办法提升士气，做一两件奋起回击的狠事，才能挽回局面。可是他没有，他办了一件让人怎么都想不通的事。
赵彦逾被踢出临安，出知建康府。
赵彦逾，当初政变的真正发起者。他本是上天赐给赵汝愚的天然伙伴，两人从出身到志向完全契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会团结到死党的程度。可赵汝愚偏偏就不履行承诺，说好的官职不给，并且没过几天就把他贬出了京城。
这是为什么呢？
赵彦逾无论如何想不通，难道说这个命令不是赵汝愚下的？可是签发部门是都堂，尚书级别官员的调动必须经首相批准才能实行，赵汝愚肯定是知道的。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赵汝愚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赵彦逾怒了，你做初一，我便做十五。
他找到了韩侂胄，说了一句话：“内禅是我俩之力，赵汝愚不过坐享其成而已。现在他身居相位，擅作威福，视我俩如无物。怎么办？”
韩国戚立即认可了这个同伙。
这次会面很可能被赵汝愚知道了，几天之后，赵彦逾的调令有了更改，不去长江边的国防重镇建康府了，而是去四川当安抚制置使。
火上浇油，居然外调成了半流放！
赵彦逾气到头晕，再没了顾忌，他在临行前争取到了一次面见皇帝的机会，把一份名单交了上去。他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
这些都是赵汝愚的死党。
这种揭发在官场上是大忌，哪怕毁了对方，也会同时毁掉自己。赵彦逾这样做，纯粹是气到不行了，而效果也的确达到了。
赵汝愚是皇亲，很多人提醒过赵扩，宗室为相凌侵君权，是赵匡胤当年定下的国之禁忌。赵扩没信，毕竟他之所以能上位，全是赵汝愚操作的。而这时不一样了，赵彦逾同样是拥立大臣，同样是皇室宗亲，他出面指证，由不得赵扩不信。
至少，一片阴霾笼罩在了赵汝愚的头顶上。
赵汝愚连战连败，有人坐不住了。
圣人朱熹。
朱圣人是赵皇亲推荐入朝的，两人说好了协手改造宋朝，使之政治、精神双丰收，创南渡以来未见之美好局面，可以说荣辱与共。这时赵汝愚根基动摇，朱熹自然要出面。
介绍一下朱熹。
朱熹，生于公元1130年，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福建长大。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又称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逆翁等。履历表里显示，他从小聪明，近乎于生而知之，对《孝经》等根性读物几乎一见即懂，懂了就有见解。
朱熹十九岁科考中举，进入仕途，没多久就重归湖海，再读诗书，开始了考问天地宇宙、思考人伦根底的大事业。
也就是在这时，他继承了北宋的二程道统。前面“北宋卷”中，曾经详细记叙过神、哲两宗时期的党派之争，洛、蜀、朔三党各有首领，各不相让，最后三败俱伤。二程是洛党，他俩以河南农村书生的身份硬生生地与国家顶级大臣分庭抗礼，对国家大政指手画脚，凭的就是学问。
即“理学”。
二程中小程更了不起，关键是活得久。他的众多弟子中有一位叫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世称龟山先生。他南归时，小程高兴地说：“吾道南矣！”
一语成谶。
杨时传罗从彦，世称豫章先生；罗从彦传李侗，世称延平先生；李侗传朱熹，朱熹不称先生，称圣人。至此，小程之学终于光大宇宙，主宰天地。
当然，朱熹之所以超越自先秦以来所有人，位列孔孟之后，排行第三，凭的不只是继承，更是发扬。他认为“理”是一切，是先天地而生，为万物之先的存在，是超越现实、社会等真实存在之上的一种永恒的标准。即“天理”。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看这一段时觉得云山雾罩玄之又玄，不知所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知道它有多么伟大。
这个“理”如此牛，无敌一样的牛，还能有什么物件能超越它吗？从概念上分析，肯定没有了。作为发现它、弘扬它的人，朱熹又应该是什么地位呢？
让孔孟列在前面是出于尊重而已，他应该是开天辟地重建乾坤的盘古才对！
既然卖概念，就要有盼头。“天理”如此神奇，在朱熹的理论中，还是可以实际触摸到的。办法就是“格物致知”。
要做到“穷格”，格到了极处，天理自现。只有天理出现，世间才会有真、善、美；反之，破坏这种真、善、美的，就是“人欲”。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建设出人世间和谐的完美环境。
如此伟岸的理论，如此高尚的追求，当然是珍贵无比的。于是，道学的传播变得神圣、挑剔。当时有一位叫陈亮的名士曾经为道学家们画了一幅像，非常传神，记录如下：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这是说他们的自重。重到拒绝所有看不上眼的人，不是同党的人。而对于这些人，这些不懂道学、不懂他们发现的真理的人，他们会非常残忍。
“以道统自任，以师严自居，别曰是否，分毫不贷。”
也就是说，这票人不管你是否愿意，就开始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评价你的思想，分析你的行为，从你的灵魂深处寻找你之所以这样的根源，然后分毫不差地处罚你，一点都不宽恕原谅。
这像什么呢？
非常像欧洲中世纪时的教廷，除了没权力把犯人绑到广场的火刑柱上烧死之外，他们什么都干了。所以后世有人说，礼教杀人，道学杀人！
朱熹时代，还只是初期。到了后面，理学家们才真正露出他们凶狠酷厉的嘴脸。但是，既然要认真地、公平地说朱熹，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术，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