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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地过，韩国戚的美好生活一直飘在云端。在工作上，首相大人会把盖上公章的空白文件交给他，随便怎么写、写什么，连复议都不看；在生活上，他在临安城里走来走去，选好地方盖宅子，发现好地段都有人住了，比如望仙桥那片儿……他总不能让太皇太后她们搬出去吧。没办法，只好再找。他继续走，结果发现了一座山，叫骆驼岭。
就是这儿了。他在这座山岭上开山伐林，建楼造馆，盖起了一座占地庞大精巧绝伦的豪宅，很长一段时间，入夜之后他都会登山入宅，歌舞达旦。
很美妙是吗？骆驼岭下边是太庙！
太庙周边隔绝人迹，一草一木都不许碰触，其敏感度高于皇宫，神圣度堪比天地，靖康之难时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太庙里的祖先牌位一定得搬走。
这可好，韩国戚每天傍晚都在山顶喝酒作乐，居高临下凭栏俯视赵家祖宗，这怎一个嚣张了得？！按说他有十个脑袋也肯定被砍了，全家流放，祸延韩琦，这都在规章制度中。可偏偏啥事也没有。
赵扩知道这事儿，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
有些人不禁猜测，赵扩是不是城府深沉，打算把韩国戚养肥了再杀？这个不得而知。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更多的人眼镜落地。
那一次赵扩率群臣去慈福宫朝见太皇太后吴氏，礼毕起驾回宫，刚走到大门外，突然有人传报，韩侂胄驾到。就像有谁命令一样，在场的人一下子集体转身，侍从、大臣们立即折回来排成两排，手持朝笏恭敬等候，仿佛来的是天下至尊。
真正的皇帝被晾在了一边。
如此威势，当然会映射进平时的日常生活里。韩国戚的生活质量横跨时间长河，迅速进入了蔡京、秦桧等超级权臣的行列。仅取一则小记，以南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韩侂胄的生日宴会上的礼金收项为例。那一次，内至宰执、侍从，外至监司、帅守都争送寿礼。为节约篇幅，临安城外的就不赘述了，只说说城内官员们的。
吏部尚书献上十张红牙果桌，很精致，也很节制，算是自重身份；工部尚书钱象祖是韩国戚的亲信，寿礼唯恐不重，献上的是十副珍珠搭档，光彩夺目，富丽难言，是北宋时一位长公主出嫁时的妆奁故物；知临安府，也就是杭州市长想讨好韩国戚，他的寿礼最出人意料。
他没备礼单，只捧着一只小木盒——“穷书生没什么好献，有小果聊佐一觞。”他打开了盒子，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里面是由赤粟金铸成的一座葡萄架，上面果实累累，计有上百颗，全都是上好的东珠！
的确是“小果”啊。
如此生活，不知人间还有没有更上等的档次。说到享受，他甚至比正版的皇帝还要再舒适些。毕竟他有皇帝的权力，却不必受帝位的约束限制。
日复一日，韩侂胄在幸福的海洋里荡漾，终于撞上了“幸福墙”。这是注定的，因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感知都在于“对比”二字。
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忧伤与否，都要有个参照物才能分辨清楚。韩侂胄亦不能例外，他天天吃着蜂蜜，时间长了，觉得日子很无聊。
这是人之常情。
又想起了那首诗：“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了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丁数十个，有钱没权被人欺。时来运转当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
截止到这里，韩国戚的人生都经历过了，再没什么兴趣。
“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
这一句才正中要害。
他不是天子胜似天子，这么多年以来唯我独尊，早已养成了睥睨天下的气势。当各种舒适的享受不再中意之后，自然要追求刺激。
男人的刺激，更有哪种可以高过征服？
韩侂胄在金楼玉宇间、脂粉腻堆间忽发雄心壮志，决定重新开启北伐，既报国仇又愉悦自己。这个决定传到外界，整个江南一片惊诧。这实在是太突然了，难道帝国的安危、人民的福祉都只在某个人的心念一转之间就决定了吗？
此举在后世也引起了长久的惊诧。因为关于北伐这个念头升起，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是韩国戚某天吃饱了撑的随手拍了一下脑袋的产物，而是某个人的怂恿。这个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都是谜，没有确切的正解。按官方的史书说，是“……或劝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
只是“或劝”，没有具体指出是谁。
宋史的官方、私人资料是非常详细的，基本上每句话都会注明由何人在何时因为何事而说，细致处堪比圣人·孔吃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点点小事都考证得清楚明白。
那么为何灭国级大政的初倡者是谁却讳莫如深呢？
不是韩侂胄自己，史书说了是“或劝”；不是韩党内部人，不然道学家们绝不会放过他，必将其铭刻于耻辱柱上万年不朽。那么会是谁呢？
呼之欲出，你懂的。
终于再次北伐。时光漫步到公元1205年左右，汉民族的群体思维早已有了新的共性，曾经拥有的奋锐之气，如神宗改革、绍兴北伐等一一失败，造成了严重的思维后果。人们再不信努力可以得到成功了，而是总结出越是努力，越是悲惨，一动不如一静，务外不如守中。
惰性、悲观接近定型。
尤其是太宗时代的雍熙北伐，历时不过几十天就输赢易位，更为上述的理论找到了佐证。这时韩侂胄提出北伐，赞成的人全国海选也没有几个，反对的人倒是不停地跳出来，公开议论，私下谩骂，写信给韩国戚本人挑衅的，都大有人在。
不一一细数了。韩侂胄操起专治大棒，劈头抡过去，很快世界变得安宁，鸦雀无声了。
可以办正事了，举国伐谋，第一要素是民心士气。史书上说韩侂胄不学无术，心粗寡谋，那都是偏见、诋毁。这个人很有见识，并且务实。针对看似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国民气氛，他没去唱高调搞演说，只是办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
在镇江府为韩世忠立庙。
镇江临近黄天荡，在那里南宋第一次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女真人，只差一点点就让金兀术全军覆灭。那里是南宋军威振奋的起始点，在此地为英雄立庙，其意不言而喻。
一个月后，南宋追封岳飞为鄂王。
在岳飞的追封制里，南宋官方以霍去病、祖逖相比于岳飞，盛赞其精忠报国的一生：“……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
岳飞终于封王，尽管时间错过得太久了，尽管岳飞生前就不在乎这些头衔，可毕竟公道自在人心，南宋官方、民间稍有良知的人都因这份追封而振奋。它是对忠诚、勇武、不屈、自尊等信念的肯定，让久违的英雄气概闪回了片刻。
不久之后，更加大快人心的消息传出。南宋官方追夺秦桧的王爵，撤回封王时的告词，降为衡国公。追夺其原谥号“忠献”，改为“谬丑”。降封制中产生了一条堪称经典的话：“……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这让心怀忠义的人迅速与韩侂胄产生了共鸣，辛弃疾、陆游等知名人士和他走在了一起，甚至在党禁中与韩侂胄势不两立的著名道学人物叶适也重新出山，为北伐谋划。
北伐进入实质准备阶段。北宋自太宗时期开始进入战争状态后，有一个总管钱粮的部门，叫国用司。韩侂胄自任其职，为北伐后勤把关。想了想，这样仍然无法总领全局，他感觉到有必要动用那项前人无人敢于长时间把持的极特殊权柄。
平章军国事。
有宋以来，这是总领全国军政要务于一身的最高权位。它打破了东府执政、西府领军的分配，加上宋朝的君权很多时候都不能做到独裁，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特殊甚至畸形。
在此之前，只有四个人得此殊荣，他们分别是真宗朝王旦、仁宗朝吕夷简，以及两位元祐重臣文彦博、吕公著。
其中王旦、吕夷简只任衔不到半年就主动辞职，文、吕二人谨小慎微，不敢分毫动用重权。韩侂胄与他们不一样，在战前攥取之，摆明了是要大肆动用。尤其是他的平章军国事，与前面的有区别。王旦、吕夷简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平章军国事得的是全权。
吕公著最低，是同军国平章事；文彦博也被限制，领的是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