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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足以让他青史留名，但在当时也被万人痛恨。
纵贯中国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你也可以说五千年），称王称霸者不计其数，以武力冠绝一时的也绝不鲜见，但敢碰这件事的人凤毛麟角。
因为这件事实在风险太大，历史上被称作千古一帝的那几个皇帝哥哥，文治武功十分了得，但也没碰过这玩意，这玩意有个很现代的名字——改革。
听起来很简单，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麻烦大了。蛋糕就这么大，分给你了，别人就少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别人比你觉悟高，或你比别人更加高尚，高尚从来与道德无关，它只脱胎于衣食无忧。
如果天下就是这块蛋糕的话，你随便动一下，也许会挽救千万人的生命，但没准就是砸了另外千万人的饭碗，那是要闹大乱子的，真乱起来，谁都没好日子过。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即便偶尔几个动了这玩意的，也都是剑走偏锋，以斜取胜或取败，像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王莽的金融体制改革，张居正的财政和政治改革，都是选取国家政权这棵大树的枝叶来修补，没有一个人敢直接彪呼呼地去挖大树的根本。即便如此，还是难逃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命运。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风险远大于收益的事情，归根结底，一个原因，两个基本点。
一个基本点是利益。你要明白，存在就是合理的，旧机制再烂再破，还是有人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随便一个零件，就是一群人的饭碗。性格好的，到你家吃喝拉撒，性格差的，到你家刀光剑影。总之你让我不得好活，我让你不得好死。
另一个基本点是习惯，没错就是习惯。很多夫妻闹得砸锅卖铁也坚决不离，就是因为败给习惯，很多人牵手的温度拉低了平均体温，还是选择结合。因为思维和生活的惯性告诉他们，旧的虽然不好，新的也许更差，没有人能预知未来，既然未来不确定，还是选择将就现在吧。
两个点汇成的那个原因就是人性是自私的，这是个常识，不是高深的理论，不是尖端的知识，而是人的生存本能。只要把人当成人，就会获得这样的常识。人有神性，可也属于动物；会做好事，可也会做坏事；有时高尚，可有时也很邪恶；仰慕高雅，可也摆脱不了低俗。人只是人本身，而不该是天生的战士、道德化身或神的仆人，没有人生来就伟大，伟大只是个谎言，自私才是真人。
苦口婆心磨叨了这么多，刘裕还是不听我的，他还是要改革，而且专挑最难改的改革。
刘裕没读过多少书，什么政治、金融、文化这些他都不懂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些弯弯绕的东西，他喜欢直接。因此他直奔那个改革的死角，那个最难撼动的根部来挖，所以他的改革叫土断，又称土地改革。
土地是什么，土地是家，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土地是粮，若没有果腹的可能，到哪里都是在煎熬。
从九五之尊到黎民百姓从来追逐的都是土地。
刘裕做过小商小贩，砍柴打渔更是无奈之举，只因为他没有地，他想当农民，但他当不了。所以他知道没有地的痛苦，因为没有地，自己被迫赌博，被打得很像四不像，因为没有地，自己被迫当兵，虽然自己侥幸混成功了。但他知道，那仅仅是运气使然，多少和他一样的儿子、父亲和丈夫倒在了征途，客死他乡，他的成功，不可复制。
小时候吃过苦的人，是很难忘记那段苦难的日子的，因为苦难，使他们坚强；因为苦难，成就了他们的人生。是时候该回馈下那些苦难的日子了。
所以刘裕改革了，他明知千难万险，明知任重路远，还是改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官员，饿死的百姓，刻薄的地主，因为他知道，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贫者无怒，富者才能心安，他这个王者才能久安。这是他的良心，一个帝王的良心。
黎民的良心是正义，大臣的良心是道义，而帝王的良心是仁义，对百姓万民的仁义。
当时的社会，对着帝王讲仁义，基本上等于对着和擦啵宰沤鹆舱杲唷�
在那个无视真理与崇拜铁拳的年代，安分守己者有几人能得善终。暴政恣肆，神州多少枯骨，恶权横行，山河几多悲歌，真不知是何等人间。
在介绍刘裕改革前，先介绍下他改的东西有多难吧。
土地问题年年有，那个时候特别多。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西晋末年，司马皇室的八个败家王爷正事基本上什么都不干，反正什么都不会，其实一个王爷是败家子没什么丢人的，我想当个败家子还不配，一败就成无产者了。人家成为败家子那是先天优势，证明人家有家可败，个别喜欢传统文化的还会以此为荣，感觉自己像个武林高手，武侠小说里的道家高人，不是个个都叫什么什么子么？
但问题是这群高级败家子们偏偏都记性超好，很有上进心，司马家的祖训个个铭记于心，司马家的祖训就是司马昭之心，勇攀高峰。
问题是王爷攀高峰，那就是皇上了。
于是八个人争一个位置的战争开始了，把个好端端的锦绣江山搞得好像个前列腺坏死的植物人，于是各种魑魅魍魉纷纷登场。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肺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
是时北方大乱，神器更易，连中央政府也迁都东吴故地，算是为中华正统保留了一点点血脉。相对于群雄争霸，饿殍千里的北方，长江以南则是一片远离战争的乐土。
于是北人纷纷南渡，其中就包括流离失所的士族和百姓。当然，能举家逃到南方的，大部分还是原西晋政府的官员和贵族世家。于是一个问题出来了，地盘小了一半，但官员多了一倍。
比方说你是山西的县令，逃难到了江西，你让皇帝怎么办？人家忠心耿耿拖家带口地跟着你来，宁死不当亡国奴，来到这儿和你时刻准备反攻，不管他们，谁还跟你混？何况很多北方的世家大族实力强大，连另立个皇帝的能量都有，你不给他编制，他可能直接给你来个“君不正，臣投外国”，或者胳膊肘朝外拐掉炮往里轰，让你恶心伤心带闹心。
只能给编制，于是山西的县令，依然是山西的县令，只是办公地点挪到了江西，那些和他一起逃难的山西百姓还归他管，税也归他收，江西的官管不了。但问题是，山西的百姓并不全在江西啊，可能在江苏，也可能在广西，正是“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于是这些南迁的北人便享有了能管的管不着，该管的管不了的特点。
而且东晋政府高层包括皇族全是北方人，对北方人充分实行人性化管理。为了鼓励在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北方人从敌对势力投诚，也乐得给予免税免徭役等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是有着客观进步意义的，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像北府军就是这样组建的。
但什么东西玩大发了都出问题，北方的世家大族看到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遥遥无期，当理想破灭了便开始追求现实的东西了，以权谋私盛行了，腐败流行了。
虽然也有高层振臂疾呼铲除腐败，但那只是为了上位打击异己的姿态和手段，权力若不受监督，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事。让一群耗子看守谷仓，不管耗子们把自己说得多么清白，装得多么高尚，最终还是会把谷仓盗空。积谷盈仓，难敌老鼠成群，就算偶尔逮住那么几只，还是有大群鼠辈在那里鼓腮大嚼。
而且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很多南方人一看北方户口如此吃香，便开始卖儿鬻女地找关系进富裕的北方老板家里打工，打了工表现好的就变成家奴，即便当不了家奴也要租北方老板的地种，可以免租免徭役。拿暂住证的成了香饽饽，原住民成了冤大头，人民内部矛盾立刻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地域歧视空前盛行。
所以东晋政府是个畸形政府，让一半南方人，养着一半北方人，能不穷、能不弱吗？所以孙恩邪教一造反，广大三吴百姓像吃了春药一样来革政府的命。
刘裕年纪不小，但眼神很好，他看见了这个根源。
刘裕想改革，把他身边的幕僚吓坏了，他们都知道，刘老板是个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人。
于是一群师爷围着刘裕进谏，说不能得罪有钱的士族，否则会出大乱子的。
刘裕义正词严道：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